“我们从小一直被中、西两大文明对立，实际上我们拿什么东西和文明对立啊？无论是诸子百家、先秦散文，还是唐诗宋词、四大名著和文明相比都只能算是小儿科，中华文明连神都不信，算什么伟大文明？文明的伟大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文明才当得起精深这四个字。”——这段署名为王安忆的“名言”在网上一直被广泛，7月1日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王周生突然在网上揭露称：“王安忆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她从来不以高屋建瓴之势谈论这类问题。我问过她了，她不上网，非常无奈。请不要借用她的名字说事儿。这很不负责任。”
伪造、曲解名人名言，自古就有。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也依然盛行。有报道称，不仅鲁迅、胡适等等近代名人的名言、语录屡屡被仿造，就连许多当下的名人也时常被人冒用名义，如网上流传很广的“李开复书单”、“白岩松名言”等都曾被当事人否认。
文化学者、中国大学教授杨阳说：“不论是古是今，是的学者还是普通的中小学生，都有喜欢使用名人名言乃至格言警句的习惯，在这种下，伪造的名人名言自然难以避免。”
杨阳：我想其根本原因是想利用名人的影响力，使得自己的思想、观点等等被更多人了解和认可。这也是一种文化、思想观念的手段，其特点是利用了中国人圣贤、名人的传统。
杨阳：中国社会自古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圣贤的传统，一个在思想、文化等等领域中造诣比较高、影响力比较大的人，很容易就成为人们的对象。不仅是普通人有这样的观念，包括名人本身也有。即便在孔孟时代，也常把自己的思想假托古代圣贤。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法先王”，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主张文王之治，不能说他们是刻意伪造，他们本身也觉得这就是古圣贤的思想，但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有“托古言志”，“托名人言志”的影响。
杨阳：它们之间自然有关系。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不署自己的名字，反而假托某个名人的名字。包括很多知名的典籍中，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尚书》，比如《荀子》中也有不少后人所做，类似的情况很多。
杨阳：还是的原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写一篇文章，可能没人注意。但是一旦假托名人，署上名人的名字，影响力就会很大。
杨阳：在古代，这是一种传统，而且古代本身写作的人比较少，也不容易，所以，除了对后人的考据造成一定的困难之外，其他方面很难说有什么明显的危害。但是在当今时代，网络迅速，造假者越来越多，不仅出版，在上讲，也是一种侵权行为。此外，这十几年来，诚信会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名言造假也是诚信危机的一种表现。
近代的、当代的、中国的、外国的，许许多多的名人“被名言”的经历，甚至诸多耳熟能详的名言，其实都是经过曲解、删减后的，甚至有些干脆就是伪造的。
名言，在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小学生写作文要引用名人名言，大学者写论文也要引用，、交流、宣传
对此，著名文化学者、中国大学教授杨阳认为：“对名言、格言、警句的，其实是一种泛权威的结果，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存在，它固然有一定的好处，但往往也表现出使用者的不自信、思考较少的现象，但是要改变这种现象并不容易。”
杨阳：传统的圣贤，发展到今天，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影响更加广泛，变成了一种泛权威。各个领域都会对权威膜拜，特别是各领域中的、有造诣的、有影响力的人，比如鲁迅、胡适，国外的哈耶克、亚当·斯密等等，一旦引用他们的话，立刻就威力无穷，自己的观点、表达就会更容易被人接受。
杨阳：造假往往是因为名人名言更有力量。我们从学术界到大中小学生，都有使用名人名言的习惯。用得多，好像非得掉书袋才有学问，自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引用别人的话来证明自己。有时候显得有些幼稚，其实名人名言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反而显出了自己的不自信。或者更进一步说，你用名人名言证明自己的观点，等于说你发现了别人已经发现过的道理，那有什么意义呢？在古代落后的时代，尚可以说有思想文化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发达的时代，那些名人的思想广为人知，不必再重复一遍。
杨阳：不论是小学生还是学术界的人，并非不能引用名言警句，但是大量的引用，不但有卖弄之嫌，也显得不自信。
杨阳：对于学生来说，好处确实有，毕竟他要引用名言，总得先知道有什么名言，他就要多读书，哪怕是读名言大全、格言警句集，也比不读要好。但是另外一方面，特别是对已经有一定阅历的人来说，坏处可能更多。
杨阳：比如说有一个学术名词，叫做“伪注”，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引用了某段话，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完整地看过原著，可能是在某个名言集中看到了，也可能是在其他人的文章中看到的，那么他引用了周公解梦梦见洗头这段话，而且做了注释。这就叫伪注。比如说一个人，他不懂法文，但是引用了某段原著是法文的话，然后还做了注释，说出自什么什么作品，其实他根本没看过原著，也看不懂。这种现象并非鲜见，不论是学者也好，学生也好，都是一种上的不诚实。
杨阳：我们的教育中确实有这种现象。而且并非今天，也算是一种传统，即格言式的教育。比如理论非常复杂庞大，在启蒙教育中就很难让孩子理解，所以就有《三字经》这样简单的格言式的启蒙读物。
杨阳：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反映的是传统教育中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都有很复杂的理论，不仅是启蒙阶段的学生，包括很多成年人也不易明白，所以往往以口号化、格言化的形式出现，这种简短的警句形式，一方面容易，另一方面也容易记忆，比起复杂的理论来说，更容易形成影响力。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今天仍旧还有遗留，没有消失。相对来说，如果启蒙教育只是一个基本的教育，那么它本身就并不复杂，理解也困难，对于格言警句的需要也就没有那么强。但实际上，因为传统的影响，目前，即便是在常识教育上也存在格言式的现象。
现任中国大学“211”工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攻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兼及中国制度史。著有《文化秩序与秩序——儒教中国的文化解读》、《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思维》、《思想者的产业》、《中国制度史纲要》等。
正解：顾炎武原文为“有，有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正解：出自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原文为“凡合乎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的”。
正解：原文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无后”意为“未尽到后辈的本分”。
晨报：有认为，格言式的方式，其实是社会上长期以来简单化思维，决流行，而不是怀疑论深入的结果，你怎么看？
杨阳：格言式的论断，确实反映出来简单化思维的问题。但是说到决还是怀疑论这样的哲学问题，也未必那么严重。可以说，在中国社会，格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带有独断的性质。要扭转这种习惯，并不容易。
杨阳：很多方面，比如弱化乃至消除圣贤、权威、泛权威，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再比如，建立起的思考习惯，建立自信，改变掉书袋的习惯，这些都并非有某个具体的办法可以解决，而是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身认识的改变，才有可能起到作用。
杨阳：有这方面的原因。网络表达往往简短，很多论证、思考的过程被省略，往往只剩下一个观点，因此确实也有推动格言式表达的作用。
杨阳：就好像很多、曲解的名言一样。观点式表达是网络的特点之一，这是技术的原因。在网上，你发一篇长论文，可能没几个人愿意完整地看下去，你只说一个观点，反而容易。所以网络表达不能像写论文一样，有完整的链，有严密的论证逻辑，这些东西都无法呈现在网上，最终剩下的往往只是一个观点，甚至有时候只是观点的一部分。不过我觉得，在涉及重大的问题时，还是应该有简单的论证，不能只有观点。
杨阳：有技术原因，但是绝非仅仅是技术原因。这和当前普遍浮躁也有关系。为了吸引眼球，赚取关注，有时对一件事并不了解，就随口发表观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正是浮躁的情绪所致。
杨阳：很难。第一，泛权威不易消除，它在传统社会中影响深远，到今天依旧存在于各个领域当中。其二，教育习惯很难改变，老师鼓励学生背格言警句，写作文引用还能得高分。这样的观念会传给学生，这些学生长大了，影响依旧还在。其三，这十多年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中，诚信被得很厉害，造假者难以受到惩罚。比如在网络上，基于一个错误的消息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但是后来消息被是错误之后，又有几个发表过意见的人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不用说道歉了。而且，那些假消息的人，也很难受到惩罚。其四，要建立自信，改变光掉书袋的习惯，那些看似引用了很多名人言论、观点，其实言之无物的文章，怎么样才能少一点？
杨阳：这个也不容易。伪造名人言论，无疑是一种侵权，特别是当下的名人，我觉得被伪造者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不过要真正让人们没兴趣伪造名言，还是需要改变权威、泛权威的现象，这就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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