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峰辉 四中全会
在4月10日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中，习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对外举措，全球瞩目。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正面影响，全球市场对此反应也颇为积极。
但今天，有声音说，中国主动扩大、降低关税、放宽准入等措施，是在美国对华贸易战压力下“认怂”，是“”。
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对外的字眼也多次出现。比如，“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型经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一部分；“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类习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到的字句，也出现在“推动形成全面新格局”等多个章节。
再讲件事。在这种杂音之外，竟还有言论称，中国实行双休日制度，也是美国人在入世谈判中中方接受的。岛叔科普+一下：五天工作制研究，是原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开始、1987年底课题完成的，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具有缩短工时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条件”，国家立即制定有关方案逐步推行。
中国需要全球化。历史上，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与国际市场隔离，清朝时的中国经济方才了连续至少两千余年的世界领先地位；为了重新以平等、自主地位进入世界市场，我们的先辈经历了浴血奋战、突破东阵营全面贸易的努力；也正是依托全球市场，中国方才得以创建数十年来的“中国奇迹”。
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经济。特别是对于资源禀赋谈不上充裕的中国而言，倘若不能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负担；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巨大财富和力量之源。在“人口老龄化冲击”已成热门话题之际，我们更需明白，倘若没有经济的长足发展，我们恐怕根本就没有可能去议论计划生育造成的劳动力缺口问题，而是还在焦头烂额应对就业机会不足。
十余年来，国内外主流声音一直要求中国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次贷危机和近年的“反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性。但我们推行的这种转变不应误入，不能把“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混同于“高度依赖国内资源”，“价值形态的低外部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部依存度”，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
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并不充裕的国家，中国工业化成就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国内原料、能源日益成本竞争力，再与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趋势结合，对中国制造业和其它下游产业成本竞争力的打击日益凸显。中国国民经济基础是下游制造业，而不是上游资源产业。要保持下游现代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我们就需要尽可能消除上游原料、能源投入成本高出国际市场的部分。
同时，与中国爆发贸易冲突，还将导致美国企业无法享受中国进一步扩大的举措，无论是降关税，还是放宽外资准入。无论此次中美贸易战结果如何，都不会中国决策层进一步大幅度扩大对外的决心意志。但是，倘若美国决策者，非要把中美经贸关系推向全面摩擦的境地，那么，美国汽车等产品生产商、美国大豆等产品生产者，就只能坐视上述中国市场机会落入别国同行之手。
坐在美国总统的位子上，特朗普当然希望解决财政、贸易“孪生赤字”痼疾，改善宏观经济失衡，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绝不可能接受违反WTO规则，以美国国内法采取单边行动；绝对不可能接受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削减贸易逆差指令性计划；绝对不可能接受、成全外国家拿中国为了自身需求而自主采取的扩大措施，当作自己发动贸易战施压的“战绩”而收割国内果实——比如，把中国上述一以贯之的扩大、主动作为，说成是在自己的“压力”下达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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