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熙宁年间，任用王安石变法。宋哲元祐年间，高太后临朝听政，任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尽废熙宁以来所变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哲亲政后，绍述（承继熙宁、元丰新政）之论占了上风，改年号为绍圣，尽复元祐年间所废新政，吕大防、范纯仁等元祐诸臣遭贬斥殆尽。哲死后，向太后临朝听政，新政又废。宋徽即位后，起初欲调和元祐、绍圣之政，史称建中初政；没多久，绍述之论再起，改元崇宁（意谓遵从熙宁成法），任用蔡京，“斥远元祐忠贤，学术，凡偶涉其时所为所行，无论大小，一切不得志”（《夷坚志》）。针对这种现状，俳优当着宋徽做戏——
参军在这里扮作宰相，高居堂上，朝政之美。一名出场，请求发给游方凭证；看他的度牒（出家凭证），乃元祐三年所发，立即将其涂毁，而给头上加以冠巾（使其还俗）。一名丢失度牒，要求补发；问他出家时间，也在元祐年间，于是剥下他的羽衣（服），他为民。一名读书人元祐五年获荐，应予免举（不经乡试直接参加会试），却不为礼部承认；自来，却被所在地屏斥（除名）。最后，相府管库上来附耳低言：“今日于左藏库请得相公料钱（俸禄）一千贯，尽是元祐钱，合取钧旨。”宰相沉吟良久，说：“从后门搬入去。”副者（杂剧中打诨的角色）举所持挺抚宰相背说：“你做到宰相，元（原）来也只好钱。”看到这里，宋徽也为之解颜（发笑）。
王安石变法的姑且不论，而这出戏所的，无疑是古已有之、至今犹存的一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凡是敌人的我们就要反对”即属此类。剧中的宰相闻元祐而色变，对元祐之政，以至于连元祐年间出家的也不予承认。照他的逻辑，对元祐钱本来也该忌讳，但宰相也是人，甚至比一般人更爱钱，所以不能不要。这实际上是一种归谬法，即将他的逻辑贯彻到底，他就将面临的困境：敌人吃饭，“我们”是否就不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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