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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讽刺诗

类别:社会经典笑话 日期:2019-3-16 4:27:03 人气: 来源: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广大人民反、争的此伏彼起,一流高于一浪。进步的诗歌和杂文、散文,由于反映现实较为迅速,在那时与、与的搏斗中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有些作家们的诗歌,杂文,成了中的武器。”(注:茅盾:《在下斗争和发展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8页)

  诗歌在国统区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其中既有久经战阵的老诗人的诗作,也有初上沙场的年轻诗人的战歌。

  郭沫若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创作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外,也以诗歌为武器向宣战。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诗集《蜩螗集》里的大部分诗歌《包括新诗和旧体诗》,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在这位杰出诗人的创作道上,这部诗集不是主要的代表作,但有些诗敏锐的反映了那时的重大事件,抒发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正如作者所说,可以作为“时代纪录”(注:郭沫若:《蜩螗集?序》,《沫若文集》第2卷第43页)。《进步赞》、《为的人民而痛哭》、《挽四八烈士歌》等篇,都是针对当时的重大事件而发,写出了人民对的巨大,对者的无限。这部诗集里抒情诗占多数,也有讽刺诗。诗人不仅直接抒发对的、对的期待,热情高歌“火中的凤凰”,而且运用讽刺手法迂回地打击敌人。如《进步赞》一诗针对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在昆明反内战、争运动的“一二?一”流血事件,用讽刺反语揭露敌人的:

  诗人用“焚烧案又有了东方的翻板”这样的诗句,一针见血地了的法西期主义实质。《这个就叫“最”》(注:发表于1947年2月26日《新华日报?新华副刊》,收入诗集中改题为《猫哭老鼠》)也是一首讽刺诗,辛辣地了伪上海市长对被枪杀的工人装出猫哭老鼠似的假慈悲,揭露“”把戏的性。这些诗作表明,郭沫若对于当时已成为诗歌创作主流的讽刺诗,是积极参预和热情支持的。

  国统区讽刺诗创作热潮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形成的,这同当时特定的密切相关。集团打着“”的招牌实行,广大人民不但没有享受到抗战胜利的果实,反而再度被推进的深渊。“诗人,从而抉取了他们的爱憎和灵感。诗句,血一样的迸射了出来。”(注:臧克家:《〈地层下〉序》)当时的文化政策又异常严密,诗人们用自己的诗句作战,不能不转变斗争的策略和方式,讽刺诗的涌现就是这种转变的结果。同时,的,构成了极大的讽刺,诗人们用诗歌形象地写出这些“事实”,也就成了讽刺诗。

  以讽刺诗贡献于诗坛的诗人中,袁水拍和臧克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袁水拍用马凡陀的笔名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的讽刺诗近二百首,绝大部分收集在《马凡陀的山歌》及《马凡陀的山歌续集》两部诗集中,对当时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的运动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青年知识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马凡陀的山歌》及《续集》中的诗歌,往往抓住某些社会生活现象加以描述,寓讽刺于叙事之中。作者对当时国统区内城市市民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境和昼夜不宁的有着深切的感受,许多诗歌“从城市市民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注:茅盾:《在下斗争和发展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1页)。例如,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城市市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抓住这一现象写了《抓住这匹野马》、《上海物价大》、《长方形之》、《关金票》、《活不起》、《大钞在否认发行声中出世》、《如今什么都值钱》、《纸头老虎——法币》等许多诗篇,运用诗歌形象,对祸国殃民的财政经济政策从多方面加以揭露和讽刺。《抓住这匹野马》一诗,把飞涨的物价比作横冲直撞的野马:

  ……袁水拍《主人要辞职》是讽刺诗中的佳作:我关爱的大人,蒙你赐我主人翁的名称,我感到极大人,同时也觉得你在寻开心!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你发命令,我来拼命。倒说你是,我是主人?我住马棚,你住厅堂我吃骨头,你吃蹄膀。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把我,!大人自称实在,把我叫主人更不敢当。你的名字应该修改修改,我也不愿再干这一行。我想辞职,你看怎样?主人翁的台衔原封奉上。我情愿名副其实地做驴子,动物学上的驴子,倒也堂皇!我给你骑,理所应当;我给踢,理所应当。我给你打,驴子之相!我亲爱的大人!请骑吧!请不必作势装腔!口号概请节省,,,何必再唱!

  作者在诗中呼出了国统区人民强烈要求控制住物价的共同:“赶快抓住它!抓住这匹发疯的野马!抓住这飞涨的物价!”

  马凡陀山歌不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现象的描绘上,而是透过现象努力挖掘它的本质,引导读者认清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激发人们对的不满。冯乃超在评论中指出:“马凡陀把小市民的模糊不清的不平不满,心中的怨望和烦恼,提高到的相当的高度,教他们嘲笑污吏,教他们认识自己可怜的地位,引导他们去反对的。”(注:冯乃超:《战斗诗歌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如《三万万美金的》、《大人物狂想曲》、《主人要辞职》、《一只猫》、《贴在印花上》、《万税》、《海内奇谈》、《这个世界倒了颠》等篇,讽刺锋芒都指向集团,对它的性和性作了有力的揭露。在《主人要辞职》一诗中,诗人写道:

  针对官僚称老百姓为“主人”,装腔作势自称“”,诗歌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引导人民认清自己所处的被被剥削地位,投入改变现实的斗争。那时巧立名目,用苛捐杂税人民,诗人用“”的谐音写了《万税》一诗加以,诗中说:

  诗歌勾画出下“万税”的景象,表达了人民对者的。集团打着“”的招牌推销的货色,马凡陀的山歌中不少诗篇针锋相对地予以讽刺和。《这个世界倒了颠》一诗写道:

  马凡陀的山歌性较强烈,但不是口号的堆积,而是运用诗歌形象反映现实。诗人从鲁迅的讽刺诗及杂文吸取了养料,运用“大抵倒是写实”(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的手法,往往选取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凝炼为诗歌形象,用来概括和表现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如《主人要辞职》中的“主人”,《公务员呈请涨价》中的“公务员”,《王小二历险记》中的“王小二”,《大人物狂想曲》中的大人物”,都是作为形象出现在诗歌中,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某一个侧面;《抓住这匹野马》中的“野马”,《一只猫》中的“猫”,也都加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在《一只猫》中,作者写道:

  从“水龙刀”发展到“枪连炮”,这些形象已经尖锐揭露了所谓“还政于民”的,加上“一只猫”,更把对人民、对帝国主义献媚乞讨的内外政策描绘得维妙维肖。许多诗歌还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事实,用漫画式的手法加以渲染,构成诗歌形象。如《贴在印花上》一诗,不但讽刺了的苛捐杂税、通货膨胀,而且形象地揭露了者依靠帝国主义疯狂反人民的:

  马凡陀的山歌在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作了新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者从民歌、民谣、儿歌中吸取了艺术经验,采用了五言、七言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语言朴素通俗,而且可诵可唱,形成了独具一格、新鲜活泼的山歌。有些诗歌曾被谱成歌曲在运动中传唱。有些诗歌被改编成活报剧上演。总之,马凡陀的山歌在诗歌创作上代表了一种新的进步倾向,当时进步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加以肯定和赞扬,如林默涵在评论中指出:“马凡陀的山歌的方向,就是用了通俗的民间语汇和歌谣的形式,来表现人民(在他主要是市民)所最关心的事物,来歌唱广大人民的感想和情绪。这是使诗歌深入人民,和人民结合的方向。”(注:《关于马凡陀的山歌》,《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47年1月25日)《马凡陀的山歌》中也有一些内容浅薄诵俗、民间形式之作,如《洋孤孀哭七七》等篇,当时的评论者曾及时加以,建国后重印这部诗集时作者作了删节。

  袁水拍这个时期除了创作讽刺诗外,还出版了抒情诗集《沸腾的岁月》、《解放山歌》。《沸腾的岁月》中有一些国际题材的诗歌较为新颖。但这两部诗集的成就和影响远远不如《马凡陀的山歌》。

  臧克家继《泥土的歌》之后写作了诗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和《冬天》。《宝贝儿》出版于一九四六年,收讽刺诗十七首。《生命的零度》出版于一九四七年,收短诗和长诗共二十九首,其中第一辑十首全是讽刺诗。同年出版的《冬天》,收抒情诗十九首,其中不少诗属于抒情诗。现实中扑鼻而来的奇臭了泥土的芳香,血和斗争“已经了田园诗”(注:臧克家:《叫醒——给南国的一个陌生的农家的女孩子》,《冬天》第54页),诗人自觉地用诗歌参与了那时与的斗争,用火与剑似的诗句“向的‘黑心’刺去”(注:臧克家:《向的‘黑心’刺去》,《新华日报》1945年6月14日)。诗人根据现实中发生的许多丑得不堪入目、臭得令人掩鼻的事件,写出了《胜利风》、《人民是什么》、《枪筒子还在发烧》、《裁员》、《宝贝儿》、《谢谢了‘国大代表’们!》、《‘警员’向老百姓说》、《发热的只有枪筒子》、《生命的零度》等许多讽刺诗篇,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地鞭挞了集团祸国殃民的。在《胜利风》一诗中作者写道:

  这是对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标榜“、、繁荣、富强”的尖锐讽刺。在诗人笔下,下死劲喧嚷的“”,只不过是“挡不得雨,也遮不了风”的“破草棚”(注:臧克家:《破草棚》,《宝贝儿》第51页)。者的“炫人眼目的那些什么告,什么书”,尽管“美丽得象一朵纸花”,但是“好话说三遍狗也嫌气”、“画的饼儿充不了饥”,人们只相信“事实”才是真正的“宝贝儿”。自然,诗人十分明确,在下这样的“宝贝儿”不可能“请出来”,诗歌只是用谎言编织的面纱,还它丑恶的面目。《枪筒子还在发烧》一诗写道:

  在迅速反映现实方面,在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取得较好方面,臧克家的讽刺诗和袁水拍的讽刺诗是相似的,但两者的诗歌创作风格则不一样。《马凡陀的山歌》往往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比较接近叙事诗;《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则充满浓郁的抒采,诗人火一样的热情熔化在诗中,既是讽刺诗,也是抒情诗。如《裁员》、《发热的只有枪筒子》、《生命的零度》等许多诗篇都是诗人对现实强烈的和的。

  为了便于群众接受,臧克家在创作讽刺诗时改变了过去注得雕琢近于典雅的诗歌语言风格,力图把诗句写得朴素自然。他说“雕琢了十五年,才悟得了朴素的美,从自己的里出来,很快乐的觉得诗的田园是这么广阔!”(注:《生命的零度?序》)《谢谢了‘国大代表’们!》、《‘警员’向老百姓说》等诗篇都是运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对的假真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除了讽刺诗外,臧克家继续写作抒情诗和叙事诗。诗集《冬天》和《生命的零度》中的第二辑主要是抒情诗,《生命的零度》中第三辑是叙事诗。这些诗都寄托了作者对的愤懑和对的向往。在《冬天》一诗中诗人描绘“整个中国的土地,土地上所有的人民,一齐矢野浩二老婆傅晶冻结在冰冷之中了”,大地“破碎”、“颓败”、“凋零”,但诗人:“这该是最后的一个严冬。”(注:《冬天》第8页)

  除袁水拍、臧克家外,绿原、邹荻帆也写过讽刺诗,但他们主要以创作抒情诗见长,运用不同风格的诗歌语言,抒写人民的及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绿原的第一本诗集《童话》,列为“七月诗丛”之一,出版于一九四二年,收抒情短诗二十首。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出版了诗集《又是一个开始》,收抒情长诗及短诗七首,还有不少诗散见于国统区的报刊。《童话》中的诗歌浪漫主义气息较浓,带有某些童话色采。其中有劳动创造、赞扬进取的诗篇,如《雾》、《旗》等篇,刚健清新,有一定的感染力,但不少诗篇抒写一个流浪到异乡的青年的哀愁,调子比较悒郁。《又是一个起点》中的诗篇则思想明朗,视野开阔,现实主义大为增强,通过感情深沉的诗句,抒写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压榨下所遭受的的,如《悲愤的人们》、《轭》、《你是谁?》等篇,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在《你是谁?》这首抒情长诗中,作者用感采浓重的诗句描绘了历尽但巍然挺立的中国的形象。诗歌写道:

  在读者眼前的是何等悲壮的图景!诗人对那些给中国人民制造的侵略者满怀着,在《轭》一诗中写道:

  诗人不是停留在抒写人民的,而是激励人们起来参加战斗。要复仇,要,是这部诗集中许多诗篇的主调,如《复仇的哲学》、《悲愤的人们》都贯穿了这个主调。在《复仇的哲学》中作者写道:

  旧的是为了建设新的,诗人在抒情长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中充分展开了这个主题。诗人认为八年抗战用鲜血换来了胜利,是一个“终点”,但又是一个“起点”,要用战斗“用多少回伤心的失败换来的胜利”(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21页,海燕书局出版),用新的战斗迎接未来。诗人用简练而绚丽的诗句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图景,尽管这些图景较为空泛,但在的日子里能给读者以鼓舞。

  绿原的诗作在形式上接受了外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多数诗篇采用不拘一格的体,有些诗句还采用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用的阶梯形式。从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衡量,自然有不足之处,但作者注意诗句口语化,音节自然,便于朗诵,在青年知识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邹荻帆继写作《木厂》、《意志的赌徒》、《青空与林》、《雪与村庄》等诗集之后,这个时期继续创作了许多诗歌,抒情诗后来大部分收集在《跨过》这部诗集中,讽刺诗则以史纽斯的笔名出版了诗集《备忘录》。诗集《跨过》收录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写的诗歌十八首,其中多数是战斗性较强的刚健有力的抒情持,较之诗人抗战前期的诗歌作品调子更明朗高昂,诗句更朴实凝炼。长诗《中国学生颂歌》用感情炽烈的诗句描绘了“一二?九”以来中国壮丽的战斗历程,地揭露和鞭挞主义对的和,把的学生比作勇敢的海燕和高翔的天鸟,热情洋溢地了他们、英勇不屈的斗争。诗歌写道:

  永远是你们底!(注:《跨过?中国学生颂歌》,原载1948年12月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

  诗人为纪念鲁迅而写的《跨过阿Q》一诗,热烈着历尽而还未的人们,“从土谷祠里走出来呀”,“皇皇地象大树一样站起来”,“象山一样站起来”,“走在的大上”。作者写道:

  讽刺诗集《备忘录》是蒋家王朝到来时种种和的写照,讽刺锋芒直接指向集团的“大人物”。如《幽默的人》蒋介石在人民解放战争打击下陷入众叛亲离、狼狈可笑的境地。《我底迁都计划》勾画和讽刺的。这些讽刺诗不仅刺向,而且反映出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情绪。

  在抗战胜利后创作讽刺诗和抒情诗的热潮中,黄宁婴(1915—1979)在出版了诗集《短简》和长诗《溃退》。诗集《短简》收短诗三十三首,除《篇》这首抒情诗外,其余都是以书简形式出现的讽刺诗。这些诗歌内容涉及很广,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露和集团在抗战胜利后推行的媚外政策。如《给剿共的英雄们》、《给“爱国”的志士们》等篇,用讽刺性反语挞伐了的“巢匪”、“戡乱”。《给刚开过的广东省参议会》者的假。《溃退》是一部近两千行带有强烈讽刺性的长篇报告诗,描述一九四四年三千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我国西南数省,而数万军队“只顾亡命不打仗”、“转进又转进”,大后方一片恐慌和混乱,人民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长诗通过这一“转进”过程,有力地和讽刺集团的性,了“领导”抗战的。长诗中有风暴描绘、人物速写以及各种小故事的穿插。诗句采用体,但多数诗句押韵,有民歌风味。

  由于拂逆,诗人同群众的实际斗争往往被,在国统区难于产生象解放区的诗歌那样正面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长篇叙事诗,但诗人从自己所熟习的生活出发,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长篇叙事诗。除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这篇著名的长诗外,玉杲的《大渡河支流》也是一篇富有特色的作品。这篇长诗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出版的《文艺》,随后出版了单行本。长诗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从贫农的儿子然福和他的情人琼枝在一个“村庄和田野熟睡了”的黑夜秘密相会开始。第二天然福离开了家乡,去当了壮丁。琼枝怀了孕,地等待着“那不可知的的来临”。诗歌回叙了琼枝和然福各自处于和被地位的家庭。琼枝的父亲山耳“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一个刻薄寡恩的老头儿”,地剥削农民,逼死了然福的父亲,拉走了几乎成为他家唯一财产的牛。山耳同有钱有枪的乡长胡玉廷有利害冲突,为了缓和冲突,不惜女儿,把琼枝许给胡玉廷的儿子,“那数目也计算不清的傻东西”。“第二年桃子花开的时候”,琼枝嫁到胡家,五个月后生下了孩子,立即被婆婆摔死。琼枝在封建家庭的和乡村压力下成,“她飞跑在田野”,“哭叫在田野”。山耳为了名声,把琼枝绑回家,“用绳子套着女儿的颈子”,暗中勒死,然后放出空气说琼枝“哭着吊死了”。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山耳,在家里却了自己的儿媳妇。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通过山耳这个形象无遗。长诗最后以山耳在外乡读书的儿子认清了“家,的,的渊薮”同地主家庭作结束。作者通过这个悲剧强烈地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及其的,正如冯雪峰在《序》中指出:“作品所能给予的暗示,除了以外,再没有别的能够的了。”(注:冯雪峰:《〈大渡河支流〉序》)长诗悲剧气氛浓重,有时用景物加以烘托。在描写琼枝的婴儿被活活摔死,琼枝万分悲痛时,诗歌写道:

  尽管长诗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不足之处,但作者用感情激荡的诗句不仅描述了一个令人悲愤的故事,而且描绘出一幅富有四川内地地方色采的旧农村画面,显示了作者在诗歌创作上的才华。继这部长诗之后,玉杲在一九四八年又完成长篇叙事诗《人民的村落》。

  除以上诗歌作品外,任钧、方敬、金近、徐迟、苏金伞等许多诗人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写了不少诗篇。许多进步报刊陆续发表诗歌作品,显示了在严寒的中诗歌之花仍然。此外,国统区还流传过不少表现的悲惨境况的民间歌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更有反映湘西、黔东南苗族人民起义的叙事长歌转辗相传。纳西族老歌手和锡典一九四四年参加了抗租斗争,,作《狱中歌》,描述丽江文峰寺佃户不得不起而斗争的整个过程,具体入微,成为人民口头创作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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