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在这些短篇作品的最开头，即正文前的“小引”中，莫言劈头写道:“各位读者，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在这篇歇笔多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我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这也为莫言小说的内容作出提示。
《人民文学》在新作预告中，也评述了莫言的戏剧和诗歌:“剧本是莫言整个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话剧《霸王别姬》与《我们的荆轲》都曾有过非常热烈的反响。《锦衣》自然而地展现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特色，又不局限于地方戏的表达时空的设定，民间想象、民间情趣与历史关节、活化为一体，一个个人物的表情、腔调、动作和心理形神兼备于文本的舞台。无论是剧本还是组诗，都在亦庄亦谐中富含着中国智慧和文化自信。组诗《七星曜我》，以独特的才情与见识，与当代世界文学大师对话，这更像是一种隐喻:今日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文学的影响空间也变得日渐阔朗和通透。”
8月24日参加“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莫言作品国际沙龙”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翻译家伊里亚兹·斯巴修，他翻译了《红高粱家族》;缅甸翻译家杜光民，他翻译了莫言《蛙》《疲劳》，及《论语》《围城》《活着》;保加利亚翻译家韩裴，他翻译了莫言《疲劳》，及《三十六计》《红楼梦》;以色列汉学家、翻译家科比·李雅各，他翻译了莫言《蛙》及刘震云《我是刘跃进》等。
在发布会中，莫言谈到了翻译对于文学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首先是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我最早阅读前苏联的作品，像《钢铁是怎样的》等红色经典的小说，慢慢的扩展到像现实主义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阅读，后来进一步扩展到了对法国的雨果、大仲马的阅读，真正接触到欧美现代派的文学还是到了1980年代之后，1984年左右。中国的年轻作家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外国作家就是像马尔克斯、乔伊斯、海明威等这些作家。”莫言说。
于是我强烈感觉到我的写作受到了诸多清规的，小说其实可以如此大胆地写，小说里所描述的内容竟然可以跟我们所谓现实主义有那么强大冲突，之后我就产生了跃跃欲试的感觉。既然小说可以这样写，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个人经验当中类似的人物、故事写出来。所以就开始了一个下意识、不自觉模仿的过程。”莫言说。
阿尔巴尼亚翻译家伊里亚兹·斯巴修谈到:“我翻译过莫言先生的两部小说，第一部是《蛙》，第二部是《红高粱家族》，这些作品都很受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喜爱。其中，翻译《红高粱家族》比翻译《蛙》难度高很多，莫言在描写方面非常突出，非常漂亮，要用外文表达出来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在翻译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还准备翻译《疲劳》。”
保加利亚翻译家韩裴说:“翻译《疲劳》时，里面很多内容让我感同，我出生的时代就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时代，我的爷爷奶奶跟我说过，他们的经验就跟书上描写的经验差不多。《疲劳》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的味道、人性的味道。此外，莫言的语言特别丰富，我发现莫言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用电脑，只是一张纸，一只笔，还有他的大脑，我想这才是一个地道的作家。”
“莫言也说过，这部《疲劳》是用43天时间一口气写完，我很他。能够在43天内写完，他也要酝酿了至少40年，40年的经验。我翻译的时候花了四十四个月零三天。我很莫言先生的想象力之丰富，能够想象出来人死了之后，用动物的眼睛讲述了中国1950年到2000年，50年中国的历史。《疲劳》是很精致的小说。”杜光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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