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
2013年底，的一则新闻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该报道引述外媒消息称，2013年的岁末最后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专程到东京一家电影院内观看了热映影片《永远的零》。这部电影主要讲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神风特攻队”如何实施式的故事。安倍看后给予高度评价，连声赞扬此片令他“十分”。
我顿时感到一头雾水：一部表现臭名昭著“神风特攻队”题材的电影，为何竟然令现任日本首相大为？后来我看完此片从网上搜索得知，《永远的零》原来是日本著名右翼作家百田尚树的代表作，此人曾屡放厥词，否认存在南京大。而他于2006年创作发表的这部畅销小说，上架后在日本狂销300万本，漫画版本也热销400万本，拍成电影上映后一举跃升到日本圣诞新年档票房榜首。
二战结束都七十年了，像《永远的零》这样一部为军国主义战争狂热招魂的电影，为何还能在当今日本赢得如此广泛的欢迎追捧，在日本社会“大获成功”？我很快发现《永远的零》并非孤案。日本人拍摄的许多二战题材电影，如《自尊：命运的瞬间》《男人们的大和号》《太平洋的奇迹》《我想成为贝壳》等等，这些作品战争史观、美化侵略历史的手段都十分高妙，极为隐蔽，编导们有意回避了战争的关系，更逃避了对造难原因的深层追问，给人强烈的映象日本人才是战争者，而且是最大的者！
这些改头换面的二战作品把反思变成了颂歌，把战犯变成了英雄，把侵略者置换成了“者”。它悄然混淆了真实的和的同情，用片面的写实混乱的逻辑，并最终将蘸血的谎言罩上一层的反战面纱，界范围内模糊界限，美化侵略历史，影响不容小觑。
那一瞬间几乎条件反射一般，我想起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那支名噪一时的“笔部队”。他们混淆、巅倒黑白的手段实在太相像了！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七十年前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一支由日本作家组成的“笔部队”曾经充当日军“思想战”的，其遍布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地“协力”战争。这些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与的“枪部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相得益彰。“枪部队”在战场上源源不断地，“笔部队”则笔征四方，大肆战争狂热，为日本军国主义喝彩打气。许多知名作家都在“爱国主义”口号的下，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吹鼓手、马前卒。
这批侵略战争催生的文学畸形儿，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们进一步了不明的日本，成千上万的日本军人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充当的炮灰，更加剧延长了战争国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写下了当代日本文学史最为耻辱的一页。
而对于这段日本作家的“思想罪案”，至今鲜有对他们的彻底清算，这才导致今天日本“笔部队”的子孙们继承前辈的“法宝”，地故伎重演，继续《永远的零》这类欺世之作，不断世界。
作为近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创作的军旅作家，我觉得有责任追溯厘清这段已被逐渐遗忘的日本侵华文学史。历史的真实面貌要靠一代代人不断拓展掘进，只有将日本侵华研究延伸到更新颖辽阔的疆域，将对历史的打捞保存引向更尖锐复杂的深度广度，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才越有利于用事实那些事实、美化侵略的错误言论，也更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全民抗战壮阔而丰富的历史原貌。作为国内第一部详实揭露日本作家“协力”侵华战争的作品，我花两年时间创作完成此书，感到颇有意义。
日本“笔部队”的活动轨迹，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过程中，早期一些启蒙主义思想家和作家如福泽谕吉、中江兆民、保田与重郎等人就扮演了“笔部队”的开先锋，很早就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基础，在侵华思想方面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0年间（1935—1945），更是日本文学史上空前的“暗谷”时代。明治以来建立起的日本近代文学，几乎被狂潮殆尽，军部策划下的“国策文学”成为文坛主流。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立即在全军设置了军报道部。派遣空前阵容的随军作家、记者进入中国战场采访报道。
随着战争的大规模推进，“笔部队”阵容也不断扩大。一大批日本作家、记者开赴前线进行“笔征”，他们明火执杖地鼓吹对华侵略，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日本各大文学刊物也沦为宣传战争的竞赛场，争先恐后开辟特写专栏，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摇旗呐喊，一时间日本文坛热闹非凡，作家各显身手，全方位服务于侵略“国策”。
如果按照作品题材内容划分，这些满眼的“国策文学”具体包括“兵队文学”、“满洲文学”“皇民文学”、“宣抚文学”、“开拓文学”等不同类型；如果按照作家身份划分，又分为“军队作家”、“征调作家”、“转向作家”等不同类别。限于时间关系，本书只作了大致分类叙述，也许概念不尽准确，但我希望能够通过对九位日本作家窥豹一斑的描写，抛砖引玉地引出对日本文化侵华更加深入的探索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的下，战后日本文坛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也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正是战后日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暧昧、混乱和惶惑，使日本侵华作家的整个世界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黑洞”。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战败投降后，日本文坛日益明显的“被害者意识”。他们抱怨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被打败了的战争”。整体显得诉苦有余，而不足。
反观作家对于侵略战争的态度，可谓有着天壤之别。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耻于和为伍，除了80多名表示的作家文艺家之外，先后共有近30万作家艺术家逃离了，并在海外创作起了“文学”。而留在国内的作家也没有向缴械投降，更没有像日本左翼作家那样集体“转向”，他们宁愿把作品锁在书桌中不发表，也不和同流合污，因此产生了战后才发表的“抽屉文学”。
二战结束后，德日两国文学中都出现了“的施害者主题的作品。但战后人对战争的反思极其深刻，同时刻意回避了人在自己发动的战争中也承受了这一禁忌题材。日本作家则相反，他们更乐于描写战争给日本国民所带来的灾难，表现日本战后的生活。而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内容涉及二战题材的作品就逐渐消失殆尽。当代日本文学对于侵略战争更是选择了“集体失忆”。不仅的侵华文学作家寥寥无几，甚至像林房雄这种战时为侵略战争鼓噪加油，战后依然军国主义立场的，也不乏其人。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历史大浪淘沙，当年日本“笔部队”那些美化侵略的“国策文学”，早已经沦为一堆军国主义的思想废料，发出空洞的历史回响。而在二战已经结束七十年的今天，日本右翼依然活跃在前台，诸多军国主义战争狂热的文艺作品又卷土重来，他们历史、美化侵略的手法与当年的“笔部队”如出一辙，我们必须这些人发动历史的第二场“文化战争”。
伴随时代的进步，我们有必要从人类生命价值的整体高度重新认识战争危害，建立起超越国境种族的历史认识，但绝非有些人打着学术和艺术旗号恶意历史事实，借此广大，给东亚和平互信带来麻烦。要想真正化解，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必须牢记习在2014年南京大国家公祭日讲话中所作出的庄严警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否责就意味着重犯。”
最后，我要真诚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肖风华副社长对出版此书表现的热情和魄力，感谢段太彬编辑所做的艰苦细致工作。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2005年6月出版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对创作此书很大，特此鸣谢。此书创作中，还得到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孙歌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陈颖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孙婧助理研究员等老师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外国语大学的文明信先生、四川大学外语系的母丹小姐为我搜集翻译了许多关于“笔部队”作家非常珍贵的日文资料，在此深表谢意！目前此书已被列入全军军事文学重点扶持项目，部分篇目在权威刊物发表后反响较好，《解放军报》《文汇报》《南方周末》等多家进行了重点推介，这些都是朋友们倾力相助的结果，高山流水，谨铭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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