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书院课堂上。
■王兆军
作家、乡村文化学者王兆军离开热闹喧嚣的,回到他的故里山东临沂办了一处乡村书院——东夷书院。他说,在乡村,有些东西是不应这么轻易丢失的,因为它们都很美好,如简朴,如平和,如闲趣。乡村未必要如此紧张地追求时尚而传统,未必要脚步匆匆忘却信义和祖。
去年秋天,我决然离开热闹喧嚣的,回山东老家办了一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小的书院。这个小小书院只有两间教室,充其量能接受六七十个学生。如果它不算是当代中国最小的,至少可以称为最底层的书院——它直接落在村子里,属于生产队一级的。
这里没有豪华的厅堂会所,也没有幽雅的山涧流泉,书院的左邻是一位退休工人,右舍是一对91岁的农民夫妇,前边是一条土,后边是两家兼做小生意的农民。从早到晚,附近都是街巷声乐,有推着小车卖豆腐脑的,有开着农用三轮收购新麦陈谷的,也有放着响亮的音乐接送孩子的校车,尚未硬化的土上长满了荒草,远处是田园稼穑,近处是杂树草木。
在这样的地方办书院,不是有点儿奇怪吗?谁会到这样的地方读书?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自问。
秋风何故绕前庭
上古时代,鲁南一带属于“东夷”,孔子问郯倾盖的故事和“周失其官学在四夷”的感叹就发生在这里。我的书院因此为名——东夷书院。实话说,当代乡村不仅找不到一点古风雅意,就连30年前那种农事连绵、简素自然的情景,也难得见到了。叫天子在蓝天飞翔,布谷鸟殷勤歌唱,那已经是很遥远的记忆了。
这种感觉,早在7年前,也就是我撰写长篇文学《问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时,就很强烈了。30多年的发展,乡村确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事实,无人否认。但是,这种变化也蕴含了很多令人惋惜的丢失。工业化几乎了各类匠作艺人,城镇化抽干了乡村的资金,现代化像黑洞一样吸走了优秀的人才,乡村(至少是我所在的鲁南)好像被遗弃的敝屣,没有人能用三两句话描述那种碎片一般的文化风貌。现在都爱说“留住乡愁”,面对这样的情景,你连是否还有愁绪,都说不清。
我没有高大上的理想,从不认为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也无意挽留被潮流淹没的沙砾,但我决计离开。这只是一种直觉。直觉告诉我,退休以后的我在已经没有什么乐趣,我从来没有深入到这个拥挤的大都市,也厌烦了“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所谓文人生活。我再次强烈地想起自己来自乡村,如同基因的本能——这条游荡了五湖四海的三文鱼应当回溯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不是为了产卵,而是寻找最后的激动抑或铺陈惆怅。
我,在乡村,有些东西是不应这么轻易丢失的,因为它们都很美好,如简朴,如平和,如闲趣。乡村未必要如此紧张地追求时尚而传统,未必要脚步匆匆忘却信义和祖。我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但我自己的判断:流行的未必都好。离开首都,去那里,至少我还可以观察故乡,以不合时宜的眼光凝视那片生养我的地方,解答自己的疑虑,甚至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愿。
于是我回去了,一头扎进底层,在阡陌上踽踽而行,起初脑子里一片繁乱,后来有了一点,想着办一个学校。凡是当过教师并这一职业的,都有两个毛病:一是爱挑剔别人的小错小误,比如语文老师喜欢指出别人的错别字；二是老认为教育能一切,到哪里都忘不了学校,得近乎神圣,颇有点“拿了鸡毛当令箭”的堂吉诃德。我当时是作如是想:人总不能一天到晚都忙于挣钱吧,下棋还得留个眼呢!我得办个乡村技艺传习所,把那些尚有生命力的艺术元素培养起来,给大家一点乐趣。如果能发扬光大或产生经济效益,那就更好。为了让那些技艺适应现代生活甚或具备一点艺术的意义,我还得办一个乡村图书馆,让手艺人开阔视野,把东西做得更好。这一切都离不开文化情怀的培养,尤其是民间文化传统,因此我还得介绍一点传统文化脉络,让农民的技艺有一点审美上的依托。
古人创造的“庸人自扰”一词,大概就是针对我说的。经这么一想,我的清闲日子就完蛋了,于是得盖房子。没有地方,只好将自家几间旧屋翻新,并加盖了二层,好歹有了两间教室。好在十年前栽植的竹子已经长得很高,多少装点了那个狭窄的长条小院。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卓绝、与这个年龄不相配的努力,终于将这个处于最底层的乡村小书院建成了。望着这个东西,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唯一安慰我的是王国维的那句诗:一事能狂便少年。因为有事情做,而且带有一点与风车作战的傻劲,我觉得年轻一些了。
原来落叶也有情
对于年近古稀的我来说,建房的过程如同。看去年朋友们拍的那些图片,没人认得出那个躲在秋雨漏棚里的老头是我。俗话说:“与人不谋,劝他垒墙盖屋。”盖房子是件累的事。太多的事情要做,而且得亲力亲为。开工之前,你得跟村里和乡镇上提出申请吧；建筑队要打线,你得马上去附近买石灰吧；要准备石子、水泥、红砖、模板吧,每一样东西都需要找信息、问质量、讲价格,稍有不慎就会被骗。宏观上的农民是个美好的概念,单个打交道时,什么样的人都有呢。
这还仅仅是开头,后来的事情多着呢!随便拿一天说吧:一大早你就得准备开水吧,建筑工每个人都有一个很粗很大的塑料茶杯,他们一上工就把茶杯摆在你面前,得逐一灌满茶水,他们一旦上了脚手架就不轻易下来,那么一公升茶水两三下就光了,而且不能喝很烫的开水(没时间慢慢品茗),所以要预先把开水备好了。地下水早已不能饮用了,每天要到村里仅有的一个自来水龙头那里灌满一大塑料桶水,蹬着小铁车运过来。开始做工了,工人们忙,我也闲不着,不是缺这就是少那个,一会儿找铁丝扎什么,一会儿拿木片垫什么。沙子不够了要随时运来,开“像”(一种非汽车非拖拉机的农用车)的司机喝醉了你得另外找人吧?什么东西碍事就得挪什么,常有意想不到的急事需要处理。收工以后,里里外外都是家什、机械和建筑材料,得照看吧?书上说民风朴实,但个别见物生心的小贼并不少,丢东西令人烦恼,更重要的是误了事情啊。
可以说,事无巨细,千头万绪,纵你有三头六臂,都难以独自应付得了。当然,尽量找人代替,可是许多事必须屋主才能决定。再说了,人人都在忙着挣钱,临时找人,并不容易。离开之前,我还觉得自己身上有多余的肉呢,几个月下来,不自知“清减了小腰围”,十几斤体重不翼而飞。当然,这种清减也伴随着疲惫和苍老。一位朋友感叹道:如果我是你这个年纪,不会做这种勉强的事情。是的,我不够。
关键是少钱,也就是投资家们说的资金短板或金融家们说的头寸不足。如果谁说作家(了)没有多少钱,许多人不信,但这是铁打的事实,冰冷而且坚硬。我的《问故乡》算是发行得较好的书,算起来,稿酬也只有10800块钱,去了税,再买几十本书送人,到手的只有8000多块钱。试想,五年时间,多少个不眠之夜,深入到千家万户,走遍了三区九县,了休息与健康(曾因写书而心梗),也就这么点收入!
不说不好听的吧。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乡亲们给了我实用而具体的帮助。近年来认识的一些朋友,给了我巨大而周全的帮助。他们都是志愿者,没有任何人要我一分钱,有时他们还自己掏腰包买些急用的东西,故意让我不知道。给他们钱,他们说“要想挣钱的话就不来这里了!”古书上说的侠肝义胆,在他们身上凸显,如同朝日的灿烂。我算了,从盖房子到装修,每天都有四五个亲友在这边义务帮忙,算起来要一千多个工,按每工一百元(这是最低价),要十几万呢。而且,这些人和雇工不同,他们热情而负责,处处当自己的事做,这可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情义啊!
朋友们的相助,让我看到依然洋溢于民间的豪爽和侠气,感受到故乡那一脉相承的传统,还有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善意和友爱。在乡村,依然蕴藏着的地荒般的淳朴和对文化的无法摇撼的挚爱,弥足珍贵,给了我办学的信心和。我曾经委婉地询问过他们:何以如此大方,如此长时间地助我?朋友们这样回答:“俺是冲你建书院来的,这是好事,也是大家的事。等书院建好了,咱来看个书啊喝杯茶的,也好消停消停,省得一天到晚跟个急狗子似的。若是你自家盖房子,俺不来。”这话让我十分,他们的奉献含了对文化的渴望与热爱。
休说清风不识字
在写《问故乡》的那几年里,我发现,广大农民基本不读书,老年人听收音机,青年人看电视,小孩子玩游戏。现在耕地不多了,机械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作中解放出来,但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和劳动强度的减轻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文化提升,生活方式一如既往甚至不如从前那么简约疏朗,很多人一闲下来就凑到一起喝酒打牌,赌博的也不少。在广大的乡村几乎看不到可以凭借的资源,男女老少好像只认得钱不认得书。有些村里建了图书馆,大多是摆样子的,不仅书少,也不实用,好多图书室是给领导参观用的。
东夷书院建起来之后,最先装修起来的就是图书室,我称之为农工书屋,挂了牌子。书屋的基本硬件得有书。我把自家多年收存的大部分书都弄过来了,也就两千册左右,远远装不满三间图书室,还有好多书架空着。不得已,我向我复旦的同学求助,在微信上发了信息。同学们的平时交往大多在半的文字之间,这次遇到具体而细小的实事,却一直表现出扎实的热情来,叫我感到惊喜。《文化报》副总编汪澜在网上发出号召,很多同学把多年积累的书寄到书院来,上海的吴惠源同学还买了一箱子文具寄来。成都的何昌宇不仅把自己的藏书寄来,还和他曾经供职的四川人民出版社议定了一份,今后每出新书都将无偿赠送东夷书院以表对农工读书的支持。
我得感谢临沂市总工会,他们最先发现了这个小小书院的诞生及其在当代乡村生活格局中的积极意义,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总工会领导带领部分机关干部来此参观,还购买了两千多本图书,其中有家畜养殖、机械修理、苗木培育、家庭教育、卫生健康等,各方面的都有,而且十分实用。临沂市及河东区的文化部门给图书室赠送了电脑,以便农民工上网。市民政局也给予书院很多帮助。
乡村书屋的难点不在于房屋建设和图书购买,而在于如何管理,如何让农民愿意坐下来读一点书。农民和工人中虽然不乏爱好读书的,但大部分人觉得读书耽误挣钱,也没意思,一坐板凳上就想打盹儿。要想让书发挥作用,书得实用,农民没兴趣读《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名著,他们喜欢有趣且有用的东西。前来读书的,有些是关心幼儿教育的,有些则是寻找治病、减肥、养生的验方什么的,青年人则关心机械修理、苗木栽培之类,中学生则关心写作方面的书,有的也看小说。现在,每天都有一些农民到这里来阅读,那情景让我感到十分欣慰。不是清风不识字,而是字不识风,乱杂书籍很多,适用于乡村的并不多。我写的两本村史,《黑墩屯》和《朱陈》,虽然没有眼花缭乱的情节故事,但是很多人愿意读,因为那里有他们要找的东西。
乡村图书室的管理存在诸多困难。首先是经济的原因,人人忙着挣钱,没有闲情逸致坐下来读书。其次,读书讲究个方便,在家里,随手拿起来翻几页,最好。要抽出时间来到阅览室读书,就得正经安排出空儿来。对于书屋来说,如果允许读者把图书带到家里去,书籍就很难收回。书屋书院养不起专职管理员,有时候读书的人来了,没人开门；家里有人时,却没几个人来。还有,各色人等随意进出,丢失图书的事在所难免。有人背了个包进来,转悠一阵子,几本书不见了,我也不可能追上去翻来人的包是不是?还有,充实新书也需要资金,这种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事谁肯干呢。
自在草木都是诗
东夷书院虽然规模小,但我自认为格调不低。
现在提倡国学,好多人以为几句《论语》或念了《规》之类便通晓了精髓,我对此不尽以为然。在首期传统文化班开学那天,我讲了关于国学的三点看法:国学有若干层次,童蒙的圣贤语录只是初步,精深的国学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次,国学不仅仅是孔孟儒学的一家之言,而是包括整个中华民族的库存。国学也不能仅看做是心灵的鸡汤,而应是修身齐家理事的文化依托和伦理根据；同时,国学应是国人视野、锐意革新的立足点,而不能成为民粹主义的工具,不能成为和其他先进文化的挡箭牌。时风中存在某种暧昧而保守的成分,当代人不能不。
书院开业第一天,有60多人前来上课,济济一堂。中有教师、公务员,有民营企业主,文化艺术工作者,还有一些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无论从年龄还是从既有学历看,文化程度差距很大,但他们对了解传统文化的兴趣却一样的强烈,每个都表达出渴望求知的上进心。一位小企业主说:“整天忙着做生意,挣钱养家,脑子里跟糨糊似的,想来学点真东西,想知道祖先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有一位教师说:“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以前学的那点卖光了,需要补充新知识,让新的旧的都有个合适的落脚处。”
不能拿农民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的群体,以为随便一点东西就能让他们满意。实际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但是不成系统,需要梳理,尤其对当代社会是如何从历史传统中演变过来的缺乏清晰的认知。书院开业后第一个课题是“传统文化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不客气地说,这差不多是研究生的研究课题,但农民工听得懂,而且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尊重。作为主讲人,我从上古部落社会的文化谈起,讲到尧舜禹三代的社会转型,肯定了奴隶制社会的进步性,如私有财产的确认,国家概念的形成,社会角色的分化及文化艺术的发展等。然后,分别讲了诸子百家以及古代圣贤所表现出的春秋。一位教师身份的说:“只有了解春秋乱象,才能明白诸子们的良苦用心。了解国学,既需要认知社会发展的规律,也需要忧国忧民的感。”
上月中旬,首期传统文化课结束,们各自选了感兴趣的题目,开始做切实的社会调查,以期发现传统的演变脉络和内外原因,审视当今社会的境况,从科学意义上认知哪些成分应当坚守哪些是不可避免要改变的,向哪里改变,人在其中应当保持怎样的态度并因而确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
起初,我也担心们听不懂,可是从结果看,不是理解力的问题,而是方法问题。只要教学,深入浅出,辅助以他们能够听懂的解释,完全可以很快达到做学问的水平。书院计划将的收集整理,每期出一个小,集腋成裘,成为研究当代民间文化的一份资料。们感到鼓舞,因为每个人都得到了提高。有人说,这学上得不轻松呢。我说,轻松学不到东西,睡轻松,却只能做梦。开玩笑了。
青山到处是风景
工业化的浪潮汹涌澎湃,新科技新工艺层出不穷,很多民间传统技艺面临,修理铁锨头的铁匠失业了,好大的砧子被当做废铁卖了,古朴的大风箱被拆了当柴草烧火。木匠也没活干了,原先盖屋要请木匠上梁架檩做窗户,现在都用了钢筋混凝土和铝合金窗户。染坊没有了,布艺裁缝没有了,没有衣服穿就到集市上买成衣,买那些没有任何美感的劣质流行货。只有泥瓦匠还在忙碌,因为家家户户都想盖房子。
是不是现代化一定要所有的乡村手艺?是不是工业化要把所有匠人送到葬身之地呢?我看,未必。连绵数千年的手工艺术不仅是民间智慧的传统,也应是现代生活不必的财富。为此,东夷书院努力发掘现有资源,尽可能把原有的艺术活动赋予当代意义。书院开始着手就柳条编制、土法染织、手工刺绣、中草药收集和农民书画几个方面进行资料整理,然后请高手示范,组织村民学习新技艺,争取做出当代人喜欢的精致产品,尽可能推向市场。
出于同样的缘故,乡村那些传统的游戏和体育活动也几乎消失殆尽。现在的小孩子喜欢守着电脑打游戏,许多我小时候喜欢玩的露天活动都没了,像跳方、滚铁环、打翘儿,都成为被遗忘的生僻词语。怎样将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元素加以烛照,给贫瘠的乡村文化带来一线几分欢乐,也是书院关心的事。
鲁南地区,农民爱下一种被称为“大六”的格子棋。这种棋的棋盘有横竖六道杠组成,36个节点,杀器是四个棋子组成的“方”和六个棋子连成一条线的“六”。成方,吃对方一个子儿；成六,吃两个子儿。这东西有点像围棋的雏形,因此被称为小围棋。农民几乎都会下这种棋,地头上,树荫下,大边,随便在地上划出棋盘,棋子儿就地取材,你用细树枝,我有小石块,你用草棍儿,我用泥巴捏个小蛋蛋,随手拿来,能用就行。
出于对传统玩乐的爱好,东夷书院组织了首届河东区“大六”比赛,设立了冠军、亚军、季军三个等级的项。一开始大家都不肯参与,好像谁参加比赛就是为了钱似的,的人羞答答不肯入场。其实,这些人并非跟钱有仇,而是担心输了棋丢面子。后经各方面动员,终于在今年6月10日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大六”格子棋比赛。前来参加比赛的农民超过200人。抓阄找对子,初赛复赛决赛,农民制定了规矩组织了裁判,非常热闹。
当地有几个“大六”高手,在自己村里是独孤求败的人物,常常四乡八镇寻找对手,一决雌雄,这次听说东夷书院有正经的比赛,兴致勃勃地赶来了。有一个牛贩子,比赛进入酣战阶段,老婆打电话说母牛要下小牛了赶快回来接生,比赛者回话谎称“我正在这边买牛呢”,弄得看景观战的人一片笑声。经过几轮鏖战,这个人取得了第二名,亚军,金500元。
黑墩屯农民修自满力克群雄,获得冠军,得金1000元。这人天性腼腆,就是不肯上台领,只好找了个邻居替他拿了杯和金。次日,有两位妇女找到书院,强烈要求我重新举行一次发仪式,一定得让修自满露露脸。我问为什么。她们说,修自满真是个大憨子呢,得了不上台,凭空丢掉了一次上电视的机会。他到现在还没有娶上媳妇,若是上台领了,跟领导握手,捧了个金灿灿亮闪闪的大杯,还有那么多钱,电视上一放,说不定会有女子找上门呢!女人喜欢有才艺的男人呢,他个憨子不懂这个,你们另外再给他拍个片子吧……
实际上,乡村依然存在很多既有传统文化元素也具备经济价值的艺术活动,条编、刺绣、手工布艺,都是女人的拿手好戏。厌烦了皮鞋的城市人喜欢手工布鞋,而许多农妇除了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许多时间都浪费了。木匠虽然不再做旧式门窗,但精致的小型木雕却是市场青睐的装饰品。农民现在不用石磨了,但各种石雕被用在厅堂宅院里,莒南县坪上镇的石雕艺术品生意很好。富有民间情趣的农民画也是艺术品。如果认真发掘,有很多好东西可以形成规模,不仅能创造经济效益,也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即便是玩耍,也有发扬光大的必要和可能性。这次“大六”比赛的成功,给书院增加了这方面的信心。明年,同一时间,书院将举行第二届河东“大六”比赛,金将会有所提高。到时候,还将邀请体育机构来现场观摩,希望将来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未敢轻作梁甫吟
书院开业不久,就引起的关注,不少城里人从临沂赶来就读,对书院的新式教学方法很感兴趣。他们说:这里没有学历,但有真学问；这里没有考试,但可以开发禀赋,增加知识自信,获得尝试的机会。书院开业那天,书院还举办了书画展,不少农民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在口看到画展这玩意儿。”有些人从前没见过油画,老想用手摸一摸,得有人看着,不然非把画布摸脏不可。
书院在许多方面都遇到困难。首先是上课时间问题,无论课程怎么安排,都有一部分人觉得不方便。上班的人员都不能请假,腾不出时间来。周末看起来是空当,但们要看望老人,要办些家事,要照顾孩子,尽管很想读书,苦于无法分身。目前,书院只能根据的情况灵活安排,周末上大课,平时谁有空谁来。这样做,教师就比较累。书院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教育方式: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以科学态度认知传统文化,将方提高到价值观等同的地位,尽可能排除功利用心和主观；建立讨论式教学方式,思考,不搞死记硬背那一套。为了这些,书院不仅要自编教材,管理也要创新。书院的传统文化课、民间艺术传习和图书阅览目前都不收费,但是,仅凭一己之力,很难长期维持下去。今后怎么办,尚在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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