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民谣是隐蔽的大嘴

　　天籁之声，地籁之声，人籁之声。世界上最自然的三种声音，雷鸣电闪，虫鸣鸟叫，嬉笑怒骂，来的自然，传的久远。

　　民谣是人籁声中最具隐蔽性、最具性，又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声音。你喜欢听，他存在，你不喜欢听，他也存在。就像大江东去，落日西沉，是从不以人的意志力转移的一种文化现象。

　　自古以来，民谣就以一种通俗、风趣、幽默、易记、上口的形式像空气、阳光、土地始终飘荡在历朝历代的人群中，如雨，如雾，如风。

　　宋钱易《南部新书》载：“有胡饤饺、张打油二人皆能为诗。”《升庵外集》载张打油《雪诗》云：“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打油诗用语通俗诙谐，为讽刺诗的先河。现代讽刺刊物中常见这种诗作，如帅莫国《某女三报》：“投我以立柜，报之以约会；投我以三洋，报之以表扬；投我以电视，报之以婚誓。”马丁《十全十美图》（新民谣）：“生个儿子当官的，接个媳妇看病的，养个女儿卖票的，找个女婿开车的，认个舅子割肉的，收个干儿子抬轿的。”都是借打油诗讽刺世态。

　　在南粤学府里，研究民俗的少，研究民谣的更少，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民谣的飘乎不定，还是的模糊性；是因为民谣的犯异，还是因为民谣的暗示与讽刺，不大受人待见。不管怎么说，春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研究民谣的青年学者。

　　田炳信：你怎么想起来搞民谣的？民谣它不是的，是民间的东西，就像隐蔽的大嘴，无处不在，但它是隐蔽的。

　　春：1991年，有人叫我写文化的书，其中涉及到民谣，我开始对民谣感兴趣。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民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我从那时起就开始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虽然我们看到的民谣大部分是上层文化人的创作，但它仍然是很重要的、反映的渠道。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日益向纵深拓展，新旧体制的矛盾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社会同质性趋于消解。当下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社会，以至于以理解分析社会为己任的知识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阐释焦虑。然而，正如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所证明的，社会的变迁越丰富复杂，普通对于社会生活的闸释越来越显出其草根智慧，当下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民谣，正是智慧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当下民谣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代表了一定时代的民间声音。因为民谣不仅仅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说是一种社会，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一种的表征。

　　田炳信：我们现在有许多调查机构，但是从民谣、顺口溜、笑话的角度去分析情绪的很少，如果不夸张地讲，民谣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另外一种“天气预报”和晴雨表。

　　春：现在学界认为：口头文学总体是趋于没落的时代，民谣以其短小精悍、易于记诵传扬、针砭时弊毫不留情、高超的讽刺艺术等特点，在民间不胫而走。学界对于当下民谣的社会力量鲜有研究，对于民谣的研究，如果仅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解释，可能很难比较准确地理解当下民谣。倘若我们从历史、文化、的维度加以分析，则将有可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下民谣流传现象的民间传统与社会情绪。

　　田炳信：口头文学的总体没落命运，与口头文学的某些形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并不相悖，口头文学的生命永远都存在于鲜活的口耳相传之中。比如当下民间广泛流传的民谣、笑话之类，说明民间文学仍然存在于的生活世界。

　　八十年代初，我任分社记者，在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上采访，你时时会感到这种存在。这里不仅盛产骆驼、大皮袄、山药蛋，还盛产快炙人口的山歌、讽刺味极浓的顺口溜和压韵的串话。

　　比如，对公费吃喝的干部的行为，从谐语到顺口溜都有入木三分的勾勒：检查团（解谗团）、常委扩大会（肠胃扩大会）、久经（酒精）的优秀（油袖子）干部。对白吃者心态的调侃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

　　比如，对一些缺乏远见、短期意识强烈的土政策的反感和无可奈何，农民有这样的顺口溜：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才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

　　再比如，一些顺口溜、歌谣对不正之风和社会现象的挖苦，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下去一批瞌睡的，上来一批喝醉的。”“吃喝嫖赌经常化，安插亲友系列化，行贿受贿化，夺利公开化。“玩麻将一、二个晚上不睡，打伙计三、四个不累，跳舞五、六种姿式都会，喝烧酒七、八两不醉，干工作什么都不会。”

　　当然，这些顺口溜、歌谣在正式的采访场合是不易听到的，但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旅馆、车站、码头又是不难听到的。这些长短不一的顺口溜、歌谣的产生，最初也许是针对某个人或是对某个地区某种不太对劲的社会现象的概括，但由于歌谣、顺口溜压韵、形象、好记，易于口头流传，特别是顺口溜本身不加修饰，它的真实、尖酸成了流传的第二种动力，使得许多顺口溜成了民间情绪、认识、看法的载体，变成一种不上版面、不上的无名氏文章。

　　春：民谣的发达，从中国古史史实可以发现，那些在街头巷尾的普通老百姓当中流传的顺口溜、打油诗之类具有深切的当下性。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证明，民谣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代表着广泛的社会，在很多时候，民谣甚至预示了变迁的趋势。我们可以想像，远在《诗经》时代，采诗官们所采录到的民间歌谣远不止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品，采诗官们肯定删削了不少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民间歌谣，而使民谣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价值，而只剩下文学价值了，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反映社会的民谣应该发挥了更强大的与斗争功能。在当时有一首童谣唱道：“月将升，日将没，木弧箕服，几亡周国。”歌谣在街头巷尾的黄口小儿中广泛传唱，不久，周宣王即被刺，周王朝由此陷入危机。秦朝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民间以歌谣的形式预示了秦王必将覆亡的命运。西汉的“狡兔死，烹；飞鸟尽，良弓藏”，揭露了刘邦成就霸业之后的心态与行为。东汉民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直刺宦官的朝政，“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则以藏字的方式，暗含了对董卓的。“若要官，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卖酒醋”，揭露了宋朝的没落景象。中国古代历史的民谣反映，进而演变出变迁的社会戏剧层出不穷。因此，无论是古代民谣，抑或当下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所向的民谣，都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形式，更重要的，它具有十分严肃的内容，代表着一种社会，在貌似“以谣”、谐谑调侃、讽刺嘲弄的流传形式之中，传达的则是深刻的社会信息。

　　田炳信：我在当记者的时候，见的人也是三教九流的。互联网、手机那时还没有，当地人对、经济现象有不少的易、易记忆的民谣。这些民谣大部分有调侃和讽刺意味。是对当时社会框架下不合理、不的鞭挞和挖苦。从而得到某种舒解和满足，可以说民谣实际上是民间最大宣泄的。

　　春：对。民谣是一种减压法，一般没有老百姓的声音，被主流意识形态和资本控制，民谣是老百姓通过口头形式的宣泄，通过口头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如鲁迅的小说《风波》里面的七斤，他每天到镇上再回到村里，得到一些消息，所以赵七爷才会抓住他的辫子骂他。七斤这个人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像以前的乡村在大树底下讲故事，除了讲传闻，也会讲一些关于、经济、文化的一些看法。以前的民谣依靠这种口耳相传，但是到现在，随着手机短信，网络出现，我们知道手机短信有群能，这种的速度和广度大大加快了。

　　田炳信：可以说通过手机短信和互联网，这种产生了相当大的裂变作用。尤其是一些黄段子，还有一些讽刺的小段子，得最快。你说这是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田炳信：但是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实际上是使它发生了质变啊。这些都大量变成了文字，对手机运营商来说，这也是很大的牟利空间。比如将一些明清的笑话进行，当一些，或者说家表现得不怎么样的时候，对他们进行讽刺。这些段子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广泛，很快被大众所知，但是这些被讽刺的人就像穿着的新装，他们听不到这些。除了这种讽刺，第二个是对性研究。手机短信中的黄段子可以说是无奇不有，这对性的舒缓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当然，这些长短不一的顺口溜、歌谣的产生，最初也许是针对某个人或是对某个地区某种不大对劲的社会现象的概括，但由于歌谣、顺口溜押韵、好记，易于口头流传，特别是顺口溜本身不加修饰。它的真实、尖酸就成了流传的第二种动力，使得许多顺口溜成了民间情绪、认识、看法的载体。对于我们一些人来讲，顺口溜变得更加顺口不顺耳了。

　　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加修饰、亦裸裸的情绪一股脑端上我们的新闻媒介，我想是不的。但如果它的存在、影响，置之不理，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顺口溜能从民间分泌出来，必有分泌的土壤，能在民间不翼而走，必有不翼而走的动力。

　　春：网络时代的段子，与当下中国的复杂、多元化社会发展变化有深刻的关系。社会的变迁越丰富复杂，普通对于社会生活的阐释越来越显出其草根智慧，当下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段子，正是智慧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

　　田炳信：你所指的草根智慧，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主要是指民间无文字的历史，或者是偏爱有文字社会中下层或底层的百姓的感受，要不就是在有文字社会中处于中而“无声”的人们的情绪。

　　春：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基本上属于草根智慧，“无声”智慧，基本上属于乡土社会中不识字表达情感、传承历史、评判当下的工具。不用说前文字时代，即便是进入文字时代之后，乡土社会的口头文学与庙堂性的作家文学之间，无论是审美情趣还是审美形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口头文学少雕琢、去、存真情、直抒胸臆，既充满浪漫想像，也现实人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与占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文学形式，口头文学张扬的思想，历来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相当大的距离。相对于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口头文学可以说是一种的“他者”，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口头文学大量着迥异于阶级的下层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下层的喜怒哀乐，在相当多的口头文学作品中，面对者的没落，宣泄着下层阶级普遍的社会愤懑与抵抗情绪，正因为这一缘故，口头文学从来都被上层者视为“鄙俗”、“”，而被在圣贤文化之外。

　　田炳信：坊间流传的段子对于社会现象或讽刺，或嘲弄，或戏谑，或调侃，或规劝，目的在于抒发情志，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时弊，表达爱憎。无论采取何种态度，都代表了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看法、理解以及情绪，在那些貌似轻松幽默的语言背后，可能隐含着的困惑、迷惘乃至焦虑与激愤。所以，段子是民间意愿的素朴的表达形式。

　　记得1985年，我到兴和县采访，兴和县是党风实现好转的一个典型县。未到兴和县城时，有人就说，兴和县是“党风好了，朋友少了”。问说话者这顺口溜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一采访就知道了。在县委招待所住下后，发现这个县招待所来住宿的客人很少，显得冷冷清清。一天，我和县里的一位副县长聊起来。当我向他提起在上听到的“党风好了，朋友少了”的顺口溜时，他说这种说法还算是客气的，有的县的老百姓用更尖刻的语言讽刺整党走了过场的地方是“党风实现了好转，酒蛊换成了大碗（指过去用小酒蛊喝白酒，现在用大碗喝啤酒），城墙底下站满（指打麻将）”。我问顺口溜里的“朋友”确切地是指什么人，他解释说，这里的朋友是指那些掌握了人、财、物的人。这些人到外县工作，人家像敬神明一样款待，大鱼大肉，大吃二喝，走时还奉送上礼品。而到兴和县，则严格地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办，不管那一级领导来工作，都是简简单单的工作餐，不上白酒，也不上啤酒、果酒，不陪客就餐，也不奉送礼品。兴和县的这种做法与外县的盛情相比就显得冷落、古板。这样下来，那些素质不高的“朋友”也就不愿主动登门了。你想，在现在的财政体制下，不来，的还来吗？这种苦衷该去哪儿讲呢？

　　就从这两句顺口溜引出了这位副县长的一番感慨。实际上，这两句顺口溜所的恰恰是党风建设中的不同步问题。从这入手，我采写了内参“兴和县的苦恼”，当时的总做了批示。后来，根据这篇内参发表了《评兴和县的难言之苦》的评论文章，在引起了强烈反响。

　　春：任何一个朝代的者之所以可以透过民谣观风俗，知得失，察民情，正是因为民谣蕴含着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从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段子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段子的广泛流传，建立在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的人们对社会现象、社会矛盾的一致认识基础之上，当一种共识形成广泛的力量之后，便会借助某一种媒介传递开来。段子以其简洁精炼、合辙押韵、幽默风趣、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传易记等特点，非常符合对于社会新闻、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评论欲求。一旦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衡强烈地刺激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评论，以此表达人们的态度，在社会秩序高度失衡的挤压下，表达人们愿望的段子便迅速地蔓延开来，形成社会，几乎成为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共同评价。

　　田炳信：说的不错。我想这里原因有二：一、顺口溜、歌谣的超前性。也就是说，当社会上某种现象、某些情绪刚露端倪，还未泛滥时，一部分的人就先感觉到了，这种感觉一旦被凝固在顺口溜和歌谣中，这种超前的意识就找到了固定的载体，无省界的旅行也就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歌谣、顺口溜流通的范围越来越大，被认同的场合也越来越多，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我谈到的一些顺口溜，实际上并不是今天才开始流传，二十几年以前就在流传。而且其中一些歌谣、顺口溜早已跨过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某一区域，而在全国流传了。二、当代歌谣、顺口溜中产生的魅力。歌谣、顺口溜通过口口相传，对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的、是无情的，没有任何修饰的。而且，往往在某些歌谣、顺口溜的背后折射出某种重大社会现象。因而，更显其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歌谣、顺口溜是一部分农民、干部、知识、工理上另一种说大实话的宣泄。只不过这种宣泄多少带有一点“私生味道”。

　　春：正因为段子具有“私生味道”，所以也就决定评论社会问题的直接性，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性。因此，段子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理解肯定具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情绪性、极端性，因为段子并不是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深刻思考的艺术形式，而是对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表层的、初步的思考，一种表层意识形态，是人们经验世界的结晶。在很多民谣中，既有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直接、快捷、真实的反映与评论，表达了某一个时期人们共同的社会情绪，也有对于社会问题的过激反应，有的采取一种讽喻戏谑的态度，有的则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段子以非严肃的形式，寄寓了严肃的思考。

　　田炳信：在中国，起码有两件事，一是对不敢说，二是性不能说。不是任何人对随便可以品头评足，说三道四，特别是在人性畸变的年代，一家人不敢说真话，夫妻不敢说出格的话，那个年代儿子举报，丈夫妻子的事是主流和赞赏的事。那时也有一句顺口溜：一个人说真话，二个人说客气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五个人说大话。当然，现代比过去要进步了许多，人们可以“八道”，没人举报你，也不会你说了“”话。有人调侃说，照“”的标准，现在一些笑话、民谣的作者及者都可以几次了。凡是从那个说错话都可以做牢的年代走过的人，对口头充满着幸福的感觉。

　　春：这起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人们可以嘲笑社会上的不合理和丑恶现象。不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神，同百姓一样，是吃五谷杂粮放臭屁的。总之，我们的社会的包容性、承受能力和以往的社会是不能同日而语。

　　田炳信：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境，经过25年的运营，可以说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无论是、经济、文化领域，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和痛苦的变化。从一部中国社会发展史看，每当社会处于变动、晃动、摇动、摆动、抖动的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或者相对压抑，都有可能带来民间的普遍盛行。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说是社会相对宽松的历史时期，普通相对具有抒发主观情志的；另一方面，所带来的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无法运用旧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加以理解，也无法纳入到旧有的规范秩序之中，新的规范秩序又尚未建立。老百姓热切地期望更深入地进行体制的，他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诸多困惑、不解、迷惘，甚至激愤，都有可能通过民谣的形式宣泄出来，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民间都能够及时地以民谣的形式表达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评论。

　　春：以来，彻底惩治官僚，净化社会风气已经成为的最大希望。这种集体性的社会情绪，必然会形成广泛的社会，民谣则是这一普遍的社会情绪的口头表述形式。对于少数官僚的现象，民谣运用简洁的语言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污吏，满天遍地；挥霍钱财，花天酒地；群众吃苦，怨天怨地。”“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吹吹拍拍过日子。占公家的不嫌贵，摸到工作全不会，打起麻将不想睡，领导说什么都喊对。干的干，看的看，看的给干的提意见，提了意见还不算，藏在暗处搞。”“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村长下田头，手上有。乡长下田头，秘书在后头。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县长下乡桑塔纳， 隔着玻璃看庄稼， 吃的都是四脚爬， 搂的一色十七八。”

　　由于官员的腐化，致使官员的升迁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以才、德作为衡量的标准，反而助长了许多庸人跑官、买官，任人唯亲，任人唯财，民间对此也有相应的民谣加以描画：“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运动；不跑不送，听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会塞不如会要。”“后台选得准，大腿抱得紧，红包送得勤，牛皮吹得狠。”“表扬了溜须拍马的，提拔了的，冷落了当牛作马的，整治了单枪匹马的，逼走了心猿意马的。”“要想有进步，常去组织部，要想被提拔，常去领导家。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一万元挂个号，五万元划一道，十万元买个帽。”

　　更有一些民谣把升迁中的丑恶现象和性巧妙地联在一起，“有五个女干部竞争一个职位，当然，有四个最后落选了。领导找落选的四个女干部谈话。问的话是一样的，只是回答不同。领导问：你知道为什么落选吗？第一个落选女干部回答：知道，我没人。第二个落选女干部回答：我有人，但他不硬。第三个落选女干部回答：我有人，他也很硬，但是我在下面没活动。第四个落选女干部回答：我有人，他也硬，并且我在下面活动了，但是我没有出血！”

　　还有一首名为并非错的错别字的打油诗对造假、浮夸、短视讽刺得更狠：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选霸干部，任人为闲，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攻官小姐。

　　田炳信：腐化的现象，大到买官卖官，，小到。对于官僚的风气，老百姓一种近乎调侃的语言夫人语录形式进行讽刺，“出门在外，老婆交待：少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人劝酒，不理睬，长计议，养身体。吃不了，带回来，自家用，省得买。喝多了，也回来，见野花，不要采”。还有一首民谣戏拟老婆的口气，以叙事的形式将的吃喝风淋漓尽致地加以披露：“一春风一歌，小酒天天喝。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老婆告到纪委会：这样吃喝对不对？纪委回答很干脆：湖吃海喝是不对，大吃大喝是浪费，该喝不喝也不对。瞧，我们也是天天醉！老婆告到县委会，说：还是纪委说得对！说着起身往外退：对不起，我们也要去赴宴会。”甚至有一首民谣，仿《长征》韵脚，讽刺的风：“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鱼丸；桑拿按摩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过后尽开颜。”然而，也有一部分官员虽然物质与色欲享受，但是又慑于法律的威力，所以不得不保持低标准的“自律”，这些官员竟然地以“大吃不大喝，受礼不受贿，喜新不厌旧，风流不”作为约束自己行为的“新四项基本原则”。

　　春：在很多情况下，体现为数字，因为各种统计数字关系到各级官员的政绩，于是，虚假的数字便成了许多官员升迁的依据与法宝。民谣对此也有深刻的洞见：“产值要高，政绩要大，至于假不假，我才不管它；人高我也高，不高被小瞧。高了还要高，不然掉。”还有不少官员盲目贪大求洋，追求所谓“形象工程”，。老百姓发现，官员的政绩将沉重的负担转移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上，民谣将官员的政绩与普通百姓的负担对照起来：“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领导台上吹牛皮，群众饿肚皮”。

　　田炳信：以来，经济发展了，却也使某些官员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作风，对某些官员来说，下乡成了走过场，走马观花，流于形式，不求实效，更有甚者，，。对于如此“调查研究”的方式，民谣予以无情的嘲弄：“坐在车上看，围着餐桌听，结论早已定”。“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吃顿饭，拍拍肩膀好好干”。“春天鲤鱼肥，下乡喝两杯；夏天山区凉，下乡好地方；秋天螃蟹鲜，下乡解解馋；冬天狗肉香，下乡尝一尝”。

　　春：对于某些了形象的官员，也有民谣高度概括，刻画出新时期的“群丑图”，民谣运用民间文学惯常的类型化手法加以刻画，诸如“九平干部”：“口中讲小平，文章有水平，左手持文凭，右手握酒瓶，对上会摆平，对下能铲平，家中有暖瓶，外头有花瓶，生活上水平”；“三脸干部”：“喝酒喝红了脸，钓鱼钓黑了脸，打麻将捂白了脸”；“三公干部”：“办公桌前黑脸像包公，酒席桌上红脸像关公，回家上摇摇晃晃像济公”。

　　田炳信：将全民的积极性都最大限度调动起来，但是，以发展为的现代性话语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与价值标准，比如义利之辩的“重义轻利”，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则几乎被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荡涤干净，许多人失去了高远理想的追求，也不再保持操守，而于与利益的。民谣这样描述当下的拜金主义社会风气：“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这种拜金主义与思想，共同了社会风气，“都晓神仙好，只有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此外，由于每个时期对干部队伍文化水平的要求和年龄的要求，都相应地产生了一些消极的顺口溜，你比如对年龄的，就有“五六七八，爱玩泥巴。一十七八，拳头。二十七八，做了爸爸。三十七八，准备提拔。四十七八，事业发达。五十七八，做也白搭。六十七八，麻将百搭。七十七八，准备火化。”对于人浮于事，机关庸肿，有人概括为“机关干部十大怪”：上班之后吃早餐， 中途买米又买菜。消遣聊天真消闲，抽屉装着麻将牌。主人围着转，内部会议传达快。遇事研究请等待，私事公办速度快。哪里热闹哪里去，盖章也能捞外快。

　　春：其实，不仅仅是这些，由于心理失衡，浮燥加剧，拜金主义流风所致，导致许多地区经济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假冒伪劣产品了良性经济秩序，制假贩假售假，谋取个人、部门、地方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法律与社会公德置若罔闻。对于此等社会现象 ，民谣对的造假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要想发大财，钱从假货来，捞得几十万，顶多判两年”；“不靠天，不靠地，专门靠制假，一年两个亿”；“货假不要紧，只有钞票真，宰了他几个，还有后来人”；“你使假，我装傻，有了回扣就潇洒，坑国家、害天下，求暴发”。

　　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因为利益分配的差异，进而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分类，而这种分类的划分又反映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反映了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不，差距越来越明显，几乎超过了世界的警戒线之标准。对此，老百姓将由于利益分配所产生的利益群体进行形象的分类：“一等人掌实权，点头晃脑就来钱；二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三等人，吃完原告吃被告；四等人当律师，发财全靠打官司；五等人干个体，骗完老张骗老李；六等人手术刀，要想治病递红包；七等人当演员，扭扭唱唱就来钱；八等人队，马旁边吃社会；九等人跑销售，年年月月吃回扣；十等人查卫生，不见好处不发证。”

　　田炳信：“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深入。作为中国的先行者，在之初，农民切实地感受到生产力解放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自从1997年以来，占中国人口总数70%的农民，其收入已经连续四年呈下滑趋势，2000年人均收入仅3%左右，农民购买力占全国的比重由80年代中期的53%以上下滑到目前的38%。农民负担过重，已经成为民谣中最有切肤之痛的沉重话题：“头税轻，二税重，集资是个无底洞”；“五十六顶，围着一顶破草帽”；“农民苦，背负面朝土；农民悲，四方八方催；农民愁，孩子无钱把书读”；“乡集、村集、组也集，农民着急；筹、部门筹，农民发愁”。种田，已经成为农民的“鸡肋”，农田大量抛荒，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盼一年，干一年，年年不剩钱，耕一春，收一秋，四季汗流”；“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见钱，哪还有劲去种田”；“一做小商贩，二进乡村办，三上建筑站，地里的活儿没人干”。

　　春：另外，你注意了没有，不仅仅是对不正之风的刻画，更多的民谣是对由于利益格局调整中不公不平的讽刺和挖苦，这类民谣的比例更大。你比如跑运输的司机，他们中流传的是：“陪不完的笑脸，说不尽的好话，递不完的香烟，掏不清的罚款。进城遇站，过桥遇卡。逢车就查，每查必罚。车轮一转，心惊胆战。”对医院的收费高，开药多，不良医德的讽刺则有：“挂号的时间最长。诊断的时间最短。收费的项目最多。会看病的人最少。”对人失去则有：“和说美话；和下属说丑话；和老婆说；和情人说瞎话；和熟人说笑话；和生人说。”对城市贼多，治安差则从“换门”巧妙地排列组合出：“五十年代开着门，六十年代关着门，七十年代锁着门，八十年代换铁门，九十年代雇人来看门。”

　　田炳信：民谣和顺口溜以及流传的笑话中，除了这种讽刺和挖苦的以外，也有许多规劝意的提醒的民谣，你像对的忠告：“劳动的钱， 使你幸福坦然。援助的钱， 使你感到温暖。集资的钱， 使你力量无限。励的钱， 使你加倍实干。积蓄的钱， 使你珍视勤俭。受贿的钱， 使你贪得无厌。偷来的钱， 使你胆颤。贺喜的钱， 使你加倍。恩赐的钱， 使你变成懒汉。挪用的钱， 使你有借难还。”

　　还有对领导干部的提醒：“一要保面子，不要丢人现眼。二要保家庭，不要。三要保，不要撤职降级。 四要保健康，不要染上难言之疾。五要保性命，不要落得死有余辜。”

　　对常在麻将桌的“赌客们”则有这类的民谣在流传：“天若有情天易老，人若有情死得早！处处有真情，青春赌赌行不行，哪有真情在，越赌你会死的越快！”

　　期间网上和坊间流传的民谣则大多更具正面意义，你比如：“近来流行，出门注意安全，公共场所少去，回家手洗三遍，家庭常常开窗，衣服勤洗勤换，钱少不是大事，身体可是本钱，不是我太唠叨，而是对你挂念。”“在作怪，病毒快，通风勤洗手，口罩酌情戴，重视不恐慌，健康好心态，我一份关爱，你健康常在。”

　　对社会低下人的规劝则有：“有人笑贫不笑娼，也给立牌坊；管她品质臭与香，只要有奶便是娘。有人笑诚不笑奸，不奸咋赚钱；价几何，坑朦利翻番。有人笑廉不笑贪，有钱不捞白当官；权钱交易致富快，哪怕骂祖先。有人笑勇不笑怯，遇事各扫门前雪；袖手旁观最安全，见义勇为白流血。有人笑善不笑恶，为人善良受气多；得势有人怕，吃亏向谁说？有人笑智不笑愚，有才无钱白；事理易生气，糊里糊涂常知足。”

　　春：可是真正流传广的，还是应了新闻界那句老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民间的说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像对社会称谓和说法的变换，坊间就有人总结了这么一大堆：“如今的同志称“哥们”，如今的官员叫“老板”；满城的女子称“小姐”，满街的商贩叫“大款”；冲澡就叫“洗桑那”，理发就叫“做保健”；领导退休叫“下课”，麻友相约去“上班”；打麻将叫“筑长城”，玩扑克叫“学文件”；的意见叫“”，下面的意见叫“”；公费旅游叫“考察”，吃喝叫“座谈”；烈酒猛醉叫“拼搏”，劲歌狂舞叫“休闲”；工作失误叫“交学费”，超前消费叫“做贡献”；挂名叫“充电”，混张文凭好；水货降价叫“放血”，发财叫“抢摊”；送礼行贿叫“活动”，拉帮结派叫“公关”；“红包”本是黑东西，“小费”一掷千百元；人有外遇叫“情况”，人讲原则叫“傻蛋”；夫妻相守叫“保守”，男女随便叫“随缘”；国中人人会“拜拜”，神州处处喊“买单”

　　对办学，特别是所谓的“贵族学校”、名牌学校，就有人总结了校园十八怪：“贵族学校乱挂牌，家长时常被。学校变成发行站，剪彩常把学生拽。学生也兴印名片，追星追到云天外。懵懵懂懂谈恋爱，儿童都把眼镜戴。书包变成旅行包，留得作业害。学生不爱业，老板倒把学帽戴。六十一分还嫌多，一套讲义讲几代。像模像样过圣诞，考场里有替身在。宿舍里开小卖部，博士帽子认老外。”

　　田炳信：可以讲，民谣、顺口溜、笑话除了在社会的特殊时期会有“井喷”现象外，可以说各个行业，三教九流的人群中，民谣都会像一股潜流在悄无声息的流淌，像一座冰山在慢慢地溶化，可惜这些活生生、鲜活生猛的材料，并没有进入专业的社情调查机构的视野。

　　春：相对于丰富的创造力来说，我们谈到的一些民谣实在是沧海一粟。尽管民谣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反映，在现代性话语看来，具有非的因素，但是，我们不得不要承认的是，民谣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另外一种声音。综观当下的民谣，可以发现，民谣对于当下的社会现象或讽刺，或嘲弄，或戏谑，或调侃，或规劝，目的在于抒发情志，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时弊，表达爱憎。无论采取何种态度，都代表了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看法、理解以及情绪。民谣是民间意愿的素朴的表达形式，古代者之所以可以透过民谣观风俗，知得失，察民情，正是因为民谣蕴含着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从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民谣可以说是一种社会。

　　田炳信：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相对不发达的时代，民谣是人们评论社会不可代替的重要媒介，其不可捉摸的流动与游走特点，像水银泄地般地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人们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具有难以割舍的评论，就会有一定的社会评论方式出现，以此满足人们的。当社会处于相对稳定发展态势之中的时候，民谣的社会游走性也相对迟缓，因为尚没有社会压力对人们的态度形成一定力量的冲击。一旦社会潜伏着一种危机、或者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衡强烈地刺激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评论，以此表达人们的态度，在社会秩序高度失衡的挤压下，表达人们愿望的民谣便迅速地蔓延开来，形成社会，几乎成为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共同评价。即便是在大众媒介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发达的民谣，因为，大众媒介自身已经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共谋，与资本基本上控制了大众媒介的话语形态，根本不构成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甚至采取回避、否认的态度，更遑论及时、充分地解释社会问题了。

　　春：正因为民谣是一种社会，所以也就决定评论社会问题的直接性，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性。因此，与哲学、、文学、法律等相比较，民谣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理解肯定具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情绪性、极端性，因为民谣并不是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深刻思考的艺术形式，而是对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表层的、初步的思考，一种表层意识形态，是人们经验世界的结晶。

　　春：民谣的范围非常广阔，其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我们可以从朋友的中听到许多民谣，也可以从因特网上了解到不同的民间声音，还能够从许多正式的出版物中阅读到民间情绪的民谣表现形式。民谣在茶楼酒肆、田间地头、互联网络的流传，在这些空间中，民谣的流传带有动员的性质，在的过程中可以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于社会现象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

　　春：民谣可以说是一个狂欢的东西。狂欢有身体上的狂欢，也有语言上的狂欢。无论是身体上的狂欢，还是语言上的狂欢，都需要一个类似于广场的东西，哈贝玛斯提出了“公共空间”的概念。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形成了作为公共意见载体的。民谣是公共意见的一种表达形态，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以前在三月三，或者其他节日，大家聚集在一起，在实在的广场中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一些意见。现代工具的发展，出现了虚拟广场，大家不用，通过手机、互联网宣泄自己对、对社会、对性的看法。

　　田炳信：由于民谣的性、不性、讽刺性决定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永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发挥其独特的功能。除了我们围绕、经济和社会所探讨的民谣、顺口溜、打油诗外，其实有想当多的内容的指向是与性有关。性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是一件能做不能说的事情，民间早期的民谣，更多借助联想、隐喻、借喻、比拟来委婉地表达，你像在东北一带流传的四大绿、四大红，则大多是和性有关。比如“四大舒服：穿大鞋，放响屁，坐着马车到老丈人家去。”“四大嫩：春小韭，花下藕，新娶的媳妇，黄瓜纽。”比较直露的如“四大好听：打细碗，撕绸缎，女人弹丝线。”再比如“四大欢：顺风的旗，顶水的鱼，十八岁的姑娘，大叫驴。”“四大软：棉花包，姑娘腰，霜打茄子老头鸟。”还有“四大红：杀猪的盆，大庙的门，秋天的辣椒火烧云。”荤的四大红是：“杀猪的盆，大 庙的门，姑娘的裤裆火烧云。”再如“四大窄，素的是：睡扁担，盖鞭稍，长长的头发细眉毛。”“四大绿：青草地，西瓜皮，武大郎的帽子邮电局。”

　　发展到现代则有：“四大惨：老婆被泡，情人被翘；赃款被盗，伟哥失效。”“四大傻 ：吃饭点龙虾，购物上燕莎，三讲说实话，小姐带回家。”“四大闲：大款的老婆、领导的钱，职工、调研员。”“四大虚：领导的肾、的稿，歌星的笑容、 统计局的表。”还有“男人的四大拥有：大奶的素质，二奶的脸盘，的，小姐的随便。”“当今四大傻人：恋爱不成上吊的，没病没灾吃药的，合同签成无效的，看着手机傻笑的。”“现今四大土：手机戴套，传呼戴铐，男人穿背心，女人戴。”“四大惹不起：喝酒不吃菜，光膀扎领带，乳房露在外，骑自行车80迈。”“新人生四大喜事：聊天遇知己，逛街遇网友，手机单收费，情人你高兴。”“人生四大悲：久旱逢甘雨，一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重名。”“四知：到了才知道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楼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包厢才知道老婆老。”“四讲：上午讲正气，中午讲义气，下午讲手气，晚上讲力气。”“全球四匹狼：克林顿，野狼萨达姆，饿狼普京，家狼陈。”“男人四大傻：下班就回家，挣钱自己花，吃饭点龙虾，给小姐留电话。”“天下哥们四铁：一铁是一起同过窗，二铁是一起扛过枪，三铁是一起嫖过娼，四铁是一起分过赃。”“四项基本守则：喝酒基本靠送，抽烟基本靠供，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现代关于性的民谣由于量大，速度快，也快成了快食面直，白，露，浅，脏。

　　春：口头宣泄大部分其实是性的东西。我们知道民歌中大部分都是情歌。其中那些隐喻技巧非常高的流传广泛。这也是老百姓放松自己的一个方式。

　　田炳信：情歌其实就是性歌。手机短信的段子关于性的可以说五花八门。例如“黑熊将一个蜂窝放到水里，想把蜂窝里的小蜜蜂泡出来，谁知蜂群出来后，就追得黑熊满世界乱跑，熊太太见状大骂：就你那熊样，还敢泡小蜜”还有两个段子也很有意思。“现代社会疯狂了，绵羊开始吃狼了；猫和老鼠了；兔子也吃香肠了；没外遇就色盲了；女人九成出墙了；包二奶也正常了；短信全都泛黄了。”“最美的歌：伟哥！最甜的奶：二奶！最秘密的人：情人！最畅销的书：女秘书！最贵的房：乳房！”

　　春：这类段子都反映了老百姓用各种方式调侃性，宣泄日常生活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你比如，对人性的喜新厌旧，则有“握着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握着小姐的手，好像回到十；握着小秘的手，直往怀里搂啊搂；握着女同学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握着情人的手，酸甜苦辣全都有！”对虚拟的网络中，男扮女，女演男，相互的网友，则有“网上一回头，吓死田边一头牛。网上二回头，火车开到沟里头。网上三回头，黄河长江向西流。网上四回头，彗星就要撞地球。网上五回头，洗头用飘柔。网上六回头，罗纳尔多不进球。网上七回头，摊倒深圳一片楼。网上八回头，乔丹改打乒乓球。网上九回头，油田不产油。网上十回头，克林顿急得要跳楼。”对不识点的下级的调侃更让人捧腹大笑，“领导面前叫他哥，领导讲话他唠磕，领导倒酒他不喝，领导夹菜他转桌，领导他乱说，领导小蜜他摸波，领导打宝他。”

　　田炳信：你这里谈到的老百姓是哪些人呢？很多领导官员在吃饭喝酒的时候，也喜欢讲几段黄段子。有的开会无聊时，也相互发发短信和段子。

　　春：我这里说的老百姓，是说所有人不在仪式场景下卸掉面具的一种状态。当卸掉面具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老百姓，个体需要宣泄被压抑的东西，民谣就是一个宣泄的方式。

　　田炳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建国到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成熟，回头冷静地看待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会有很荒诞的感觉。用现在的话说，是“黑色幽默”。当时的一些民谣反映了老百姓的意识。有一首民谣当时政策变化太快：“刚刚学会了，又来不对了，才说不对了，又来文件了。”这样的民谣有几千种，对这些现象鞭挞入里，极为深刻。

　　春：笑话为什么这么多，这与社会风气特别是信息发达、传递快捷有一定关系，而我们有一些领域透明度不够，这种落差和挤压就会以民谣的方式表现出来。很多民谣以前很早就有，有些可能在封建社会就由。针对上的不正之风，老百姓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些创作者更多可能是中人。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才能编出这种段子来。

　　春：一般说来，在清明的时候，这种民谣就少。现在已经有人将手机短信看成第五。手机短信成为老百姓情绪的重要载体。手机短信比互联网方便，手机不像电脑那样，需要固定的地点上网。它随身携带，是个移动网络，非常方便快捷。这种的速度比以前讲故事的口耳相传是不可比的。

　　田炳信：按现代利益集团的观点来说，一些利益集团迎合了老百姓的需求，开发和推进了手机和互联网的这类短信业务，使得老百姓的这种需要和市场形成了良性互动。在市场利润刺激下，也使得黄段子和讽刺的段子更加繁荣。除非对这一现象管制，但管制是很难的。

　　春：哈贝马斯提出“虚拟空间”、提出“公共领域”。网络和手机段子为老百姓提供了宣泄的渠道，缓解了长期被的情绪。但它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社会有减压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时将一些社会的负面无数倍“放大”，甚至起了很坏的影响。

　　在这个公共空间中，民间下层还是缺席的。在想什么还是不清楚。这个公共空间更多是中产阶层、有知识阶层表达意见的广场，普通老百姓的声音是表达不出来的。虽然一些段子也 能反映一部分的声音。但更多的是中人对自己的调侃。

　　春：第一种是戏仿式：在很多情况下，民谣的语言摆脱了社会规范秩序与等级的，故意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各种秩序，打破高高在上、神圣不可和的语忌，以一种毫无的、戏仿的方式表达对于现存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朴素看法，在这种类似于尽情狂欢的广场式语言中，取消了交往者之间的一切等级界限，也弥合了人为建构的神圣与卑俗之间的等级秩序。像民间戏仿《长征》一诗所形成的民谣，则是将长期以来被主流意识形态在神坛上的人物的诗歌杰作加以改编，将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赋予民间化的狂欢，形成一种特殊的讽刺效果，使人不禁将两代不同的员形象鲜明地对照起来，萌生无限的感慨，激发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思考。有一篇戏仿刘禹锡《陋室铭》的民谣，形象地刻画了某些官僚不学无术、、溜须拍马、拉帮结派、玩术的：“才不在高，有官则名；学不在深，有权则灵。这个衙门，惟我独尊。前有吹鼓手，后有马屁精；谈笑有，往来无小兵。可以搞，兴帮亲。无之刺耳，有之雷鸣。青云直，随风显。群众曰：臭哉此翁！”。[16]还有一首戏仿电影《红高粱》的插曲，揭露了行贿者的灰色心态：“花高价，买名酒，名酒送礼赶火候。喝了咱的酒，不想点头也点头；喝了咱的酒，不愿举手也举手；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好酒好酒。”

　　式：民谣对于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讽刺、，总是能够出人意表地问题与现象的本质。表面看来，许多社会现象貌似严肃、庄严、正统，但是民谣却毫不留情地撕去其伪装、解构其意识形态的性。还有一首戏仿刘禹锡《陋室铭》的民谣，则以漫画式的手法描绘了某些毫无意义的会议场景：“室不在大，有凳就行。人不在多，无头不成。说得再严厉，迟到不要紧。八点半开始，九点钟进行。谈笑任，往来无拘谨。可以织毛线，抽香烟，嗑瓜子，侃大山。材料两公斤，内容只一钱。台上照着念，随手翻。无动脑之旁神，无记录之麻烦，开水喝了几大桶，厕所去了四五番。有的栽瞌睡，有的打呵欠。时时抬手腕，盼望快点散，怒闻一声同志们，接着又是一二三。从头至尾再叙述，众人曰：有完没完！”。许多会议打着会议的，实际上则是，真正会议的时间很短，游玩反而成了会议的主要“议程”，民谣也将会议的所谓“严肃性”加以嘲弄，会议实际上则成了某些人的正当理由，此类会议，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开会像过年，酒肉都齐全。开会开会，一开就醉。一天会议两天玩，四天五天是参观，六天七天算中转，八天把家还，回来还得歇一天，凑足十天花万元。”

　　漫画式：的智慧还体现在对于社会现象的高度观察、概括能力。能够将社会现象以写真的形式加以描述，而且总能够抓住社会现象中某一显著的方面，加以艺术的突出与夸张，从而达到讽刺的效果。有一首民谣讽刺某些农村干部的工作流于形式，疲于应付，没有创造性：“早上出门将车推，上午来把提留催，中午村里喝几杯，吃完就去把觉睡，醒来再把绝育擂，晚饭过后才回归，新闻节目也不看，大家赶快画乌龟。”这首民谣描述的是某些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安排，并没有被他们整体忙碌的表面现象所，而是一针见血地突出了农村某些干部工作的形式主义流弊，揭露了这些干部的工作毫无成效。这首民谣在写真的基础上漫画式地突出了工作日程中的某些方面，表面看来似乎不动声色，一旦将一系列的突出描述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则构成了一副完整的画面，从而达到一种完整的讽刺效果。有些民谣则比这种漫画式的方式更为夸张，下面这首民谣，则是某些官僚的形象写真：“对上举手拍，对下抬手打，同行挥手推，自己巧口吹。吹牛皮像牛叫一样，奉承领导像巴儿狗一样，下级像老虎一样，吃喝像恶狼一样，见便宜跑得像兔子一样，干工作像猴子一样，遇见困难像泥鳅一样。”这首民谣毫不留情地讽刺了某些官僚的工作作风，既有写实，也有夸张，比喻贴切，情感激愤。

　　对比式：有些民谣将不同时期的社会现象并置起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之中，既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寄寓了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评论，也隐含了的意识形态。有一首民谣从民间的视野概括了建国五十年来中国社会风气的演变，尽管有些偏颇，但民谣却真实的代表了的看法，宣泄了的情绪，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线年代人育人比学赶帮，60年代人，70年代人防人万马齐喑，80年代各人顾各人涣散，90年代见人就宰人惟利是图。”还有些民谣从某一角度透视社会风气的变化，比如有一首民谣从女孩择偶观的变化，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人们爱情观念的影响，“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军营，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珠穆朗玛峰（高个子）。”“大姑娘找了个解放军，二姑娘找了个，三姑娘找了个大学生，小姑娘找了个生意人。”这种对比式的民谣有时虽然采取以偏概全的方式，却也能够从这种片面中发现深刻的洞见：“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90年代全民皆当董事长。”

　　田炳信：很多时候还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这些现代加倍放大，将我们很多很严肃的东西掉，实际上造成了相当大的作用。

　　春：所以一直以来对民谣都有控制。在周朝，采诗官们所采录到的很多诗歌被筛选，只剩下300首。当时有一首童谣唱道：“月将升，日将没，木弧箕服，几亡周国。”歌谣在街头巷尾传唱，不久以后，周宣王即被刺，周王朝由此陷入危机。民谣它具有谶语的功能。还有一种就是社会反叛的人，有意地教小孩唱一些民谣，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田炳信：应该说当时有一些思想界的高人，它看到了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些征兆，将这些凝练成短小精悍的话传去。在前夕就有很多民谣。应该说每一场社会变革的前夜，民谣就很多。这些民谣有的是由中人所做，所谓的圈中人所做，有的是由失意的人所做。民谣的作者不用署名，也不用承担责任，而且它在中不断被丰富，被精练，你很难说谁是真正的作者。而且因为它不承担责任和风险，有的民谣就很。

　　春：对，像一些笑话就是。有一谣这样说：“列宁担心斯大林树敌太多，问斯大林怎么办，斯大林说听你的，跟你去；听我的，跟我来。”这实际上是讽刺斯大林。

　　人类是好奇心最多的动物。越是不让吃的，越有人去尝试，这就有了五谷丰登，美味佳肴；越是不让干的，越有人去冒险，这就有了天上的飞机，海里的潜艇；越是不让说的，就越有人去说，这就有了民谣、顺口溜、笑话、打油诗和手机短信。

　　《易经》里有两句话，我认为最重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原德载物。”讲的都是走势、顺势、依势，顺其自然，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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