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把笑话看作是苏维埃国家的，因而要加以全面的，对于那些不仅仅是讲笑话的人，而且就是听笑话的人，都有可能被处以“”的。
由于苏联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强国家始终着社会领域，使得社会一直处于弱小和疲软状态，这也就使的见解和情感没有制的渠道得以有效而真实地表达和宣泄，其中的某些内容便借助于笑话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的笑话特别发达的原因。所谓笑话，是指对体系、过程或人物进行调侃、揭露、、的口头表达、私下的幽默或讽刺。从笑话的创作和主体来看，它主要是普通，但它又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普通，因为很多笑话很难确定其真正的创作者是谁，正如C·戴维斯所说：笑话属于“集体创作的产品”。同时，要确定笑话的主体是谁同样是一个难题。当然，由于笑话的创作和主体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了笑话产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从笑话的客体来看，它主要是体系、过程或人物。在这个意义上，笑话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官场笑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笑话利用幽默的方式者或现实，通过夸张和诙谐奚落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从笑话的内容来看，它通常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现象、特定事件、特定人物的不满和意见的诙谐性表达，因而具有针对性、时效性、性(讽刺性)、幽默性等特征。从笑话的表现形式(体裁)来看，它多是采用双关语、谐音、模仿、夸张等手法的段子式或问答式的适于口头表达的艺术形式，不仅便于记忆和，而且也能达到针砭时弊、情绪宣泄、抚平受伤心灵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笑话属于文化范畴，它反映了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因此，苏联的笑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了解苏联、了解社情的一个窗口。通过对苏联笑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宏观层面深刻认识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可以从微观层面深入了解苏联的认知、情感和评价，藉此也可以更为深入理解苏联的向背、苏共执政的性基础等宏观问题，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原因。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笑话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根据笑话的体裁，可以划分为段子式笑话和问答式笑话；根据笑话的特征，可以划分为特指性笑话、讽刺性笑话、幽默性笑话等；根据笑话的客体，可以划分为体系类笑话、过程类笑话、人物类笑话等。
根据苏联笑话的特点和研究的便利，笔者采用笑话的客体作为分类的标准。这样，苏联的笑话大致有体系类笑话、过程类笑话、人物类笑线
体系类笑话所谓体系，是指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在苏联，这一类型的笑话并不少见，主要是因为苏联的各项制度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的生活存在着诸多的相异之处。尽管在苏共执政初期，欢迎新社会的到来，相信新社会所能够带来的前程和幸福生活，并因有对新社会的向往和憧憬而甘于经济的和文化的困顿，但是，的热情总归还是离不开物质利益支撑的。
当制度的运行并不能给带来物质和满足的时候，无论多么响亮的口号和美妙的理想都将显得苍白无力，它们激发热情的能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甚至成为负能量。毫无疑问，这种制度和实践之间的落差，导致了的不满甚至怨恨，成为滋生笑话的肥沃土壤。譬如，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苏联在1928－1937年的头两个五年计划的短短10年时间里，即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这一工业化奇迹不仅了世界，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联对的认同。然而，苏联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轻工业、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广大的需求，经常面临消费品的短缺和排队购物现象，从而导致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满：
一位努力地向一位老妇人解释未来的主义是什么样的：“那时候将有一切，食物，衣服，各种商品，你还可以出国旅游。”
又如，苏联实行领导干部职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出现了“老人”现象———苏共二选出的中央局和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后期的14名局委员中，60岁以上的占92．9%，其中，70岁以上的竟占57．1%。
更为严重的是，在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到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去世，再到契尔年柯于1985年3月去世
过程类笑话所谓过程，是指由行为者在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互动行为。在这里，主要是指苏联的机构制定的政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类型的笑话和体系类笑话存在着模糊地带，有时候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各式各样的苏联笑线年代发起的“大清洗运动”，就是一场带有斯大林个人色彩的，其中决策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十分明显。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局委员、中央、列宁格勒州委基洛夫遭到暗杀，这一事件触发了苏联的“和帝国主义间谍”的大、大、大、大运动。而在处理所谓的基洛夫暗杀事件时，正是在斯大林的下，出了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组成的———“列宁格勒总部”。在1937年3月，时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的闭幕词中讲到：“我现在还记得，斯大林同志把我和科萨列夫叫去说：‘要在季诺维也夫中间寻找凶手’。”其实，斯大林对布哈林也说过同样的话。
可以说，在“大清洗运动”中，决定一个人是否被和处处充满着随意性。往往是仅仅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不妥当”的行为，一个人就被以的或。正因为如此，也就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当然，也因为如此，全国上下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大清洗运动”自然也就成为笑话的对象。
在“大清洗运动”中对的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大批不得不逃离苏联。大量的关于逃离苏联的笑话其实构成了对苏联政策的暗讽和。例如：
“我有两个原因。在我的社区公寓里，我的邻居不停地告诉我，一旦苏联了，他将我和我的家人。”
除了“大清洗运动”中近于的随意决策之外，在其他时期其他领域中决策的随意性也不乏其例。这些不仅造成了错误的决策，给国家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而且给广大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例如：
所谓人物，在这里主要是指苏联领导人以及体制内的人员或群体。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原本来自于的却逐渐发生异化，并于社会()之上，进而也就造成了和的分离。具体来说，就是官民关系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工作作风、处事特点甚至个体性格的弱点、生理的残疾等，都会成为编织笑话的对象。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火车司机！”可是车还是没有动。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
列宁快去世了，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
因为笑话是对体系、过程或人物进行的调侃、揭露、、，它是对日常生活中现象最基本、最有效的“回应方式”。因而笑话可以看作是社会、民情的真实反映。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笑话的功能。总体上看，关于笑话的功能，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即国家层面和层面：
就国家层面而言，笑话具有十分鲜明的警示作用，因而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并发挥着安全阀的作用。当然，笑话的建设性功能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必须认真从笑话中汲取营养，寻找药方，这种建设性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否则，它就会变成一种性的力量。
从上文引述的笑话来看，它们大多是针对苏联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弊端而形成的。例如，在苏联人物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对苏共领导人脱离苏联社会实际、、好大喜功、安于现状、享受等做派的讽刺和。在苏联过程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对苏共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决策的随意性、政策缺少连续性以及相关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挖苦、讽刺，乃至。在苏联体系类笑话中，就多包含着对苏联各项制度规则与社会现实不符、异化现象严重、的和物质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现象进行的。
本来，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引发了的不满乃至怨恨，造成了笑话的出现，这就已向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敲响了警钟，形成了要求执政党增加透明的倒逼，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作出上的调适，通过启动纠错机制、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以增进广大的福祉。只有这样，才能消解的不满，化解危机，增强对苏共执政性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看，对苏共执政性的认同就可以看作是笑话的建设性功能的结果，而不满的消解则可以看作的笑话的安全阀作用的发挥。
这可以说是以1926年11月22日第十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的《苏俄刑》第58条的所谓“罪”为重要标志。第58条第1款明确：“目的在于、或削弱苏维埃，和根据苏联及各加盟国所选出的苏联、各加盟国及自的工农的，或目的在于或削弱苏联的对外安全和基本的的、经济的、民族的的一切行为，都认为是行为。……由于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国际一致性，上述行为指向任何其他没有加盟于苏联的劳动人家时，也认为是行为。”
第58条第10款进一步做出：“为了号召、或削弱苏维埃，或为了号召实施特定的(本第58条第2款到第58条第9款所的)，而进行宣传或的，或、制作或收藏具有这种内容的作品的，处于六个月以上。在群情不安时，或利用群众的教或民族，或在战斗状态下，或在宣布的地区实施上述行为的，处本第58条第2款的社会方法。”由于笑话是不满情绪的表达，是对的和，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具有一定性、性的行为，很容易把它划入“罪”这一具有极大弹性空间的之下，因此，这一的确立即可以看作是苏联对笑话的态度的转变。苏联把笑话看作是苏维埃国家的，因而要加以全面的，对于那些不仅仅是讲笑话的人，而且就是听笑话的人，都有可能被处以“”的。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苏联已经不再对笑话这种的情绪的表达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而是认为笑话“对我们的工农国家是有害的”，因而必须加以。
在1933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在发言中指出，不要低估幽默对苏共带来的。他说：“我想谈一下一种行为，被称之谓笑话。这些笑话是什么？这种笑话以的形式来。在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中，谁不知道过去我们怎样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我们怎样用讲笑话的形式来削弱过去存在的的威信……现在，它又被当做一种灵敏的武器来抵抗党的会。”
1934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官员(基洛夫)就明确主张，要消灭讲笑话的现象和习惯，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最频繁利用的手段之一。任何人讲这种笑话，尤其是涉及我们的党和的笑话，不仅要揭露出来，而且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因所谓的“反苏维埃宣传罪”而遭到，并被处以3－5年的刑期。据苏联内务部档案资料，在1931－1940年的10年中(1932年缺)，因“反苏维埃宣传罪”而被的人数，每年都不下上万人。其中，以1931年和1937年为高峰，都超过了6位数，而1937年又是1931年的2倍多。虽然这些人未必都是因笑话而的，但是因讲或听笑话而的应占有相当的比例。
苏联时期著名的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根据提供的数据指出，1953年斯大林死后，了“因笑线－40年代及50年代初遭到不的人，并在为此而作出的决议中指出：“最普遍的是反苏维埃宣传，其表现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对劳动人民生活条件不满的言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任何为‘人民公敌’的言论，包括表示对他们的一般同情，都被认为是反苏维埃宣传。特别热衷于根据刑第58条追究‘对斯大林名字的大’。”根据苏联委员会1990年3月13日核实的资料，从30年代到1953年因罪被的共有370万人，其中79万人被。因而，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黑色年代，黑色的法庭、黑色的法律、黑色的、黑色的”。
总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苏联不仅不能从笑话中反思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不把笑话看作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反而把它看作是“”的行为，并运用的强制力进行，其结果只能是：苏联的体制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和封闭的体系，并因此而失去了反思、完善和纠错的能力。
就层面而言，笑话是他们通过私底下的调侃、挖苦、讽刺、等变相的参与形式。一方面，他们试图以这样一种变相的参与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主张、见解或者上的不满，以期影响体系的运行。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并没有为提供实际意义上的参与的制平台，笑话不仅无法实现向的“输出”，更无法实现向政策的，因而，笑话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的内部消费品，成为了弱者的武器，即化解作为人不能有实质参与和意见表达的心理危机，消解压力和上的不满情绪，从而实现笑话的心理上的解压和满足的功能。(当然，这一功能从国家层面看，则发挥着“巩固的作用”。因为在一些笑话中包含着“谁也无法改变现实中的弊端”的宿命论色彩）。
本来，苏联了是国家的主人，并享有基本的、不可的。例如，1936年苏联第123条：“苏联，不分民族及种族，在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及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是为确定不变之法律。”第124条：“为计，在苏联实行政教分离及教育与教分离。一切皆能举行教仪式或进行反教宣传。”第125条：“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巩固计，法律享有下列各项：1．；2．出版；3．；4．及。此种之为：印刷所、纸张、公共场所、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一切为实现此种所必要之物质条件，均供劳动者及其团体享用。”第126条：“为适合劳动者利益并发展组织自动性及积极性计，苏联有权结合于各种社会团体，即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体育及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及科学会社；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之，则结合于苏联(布尔什维克)，及劳动群众为巩固及发展而奋斗中之先锋队，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之领导核心。”第127条：“苏联有身体不受之保障。任何“住宅不可及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之。”
假如苏联的生活能够在的轨道上运行，的这些基本的能够得到保障，那么，在苏联的生活中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笑话。然而，在苏联实际的生活中，理论上的并没有完全变为现实，这就为笑话的产生和提供了社会条件。
例如，被称为最完美的1936年苏联颁布之时，却是“大清洗运动”的来临之际。的基本得不到任何有效的保障，生活在“大清洗”的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又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虽然的社会生活相对平静，但是，这一时期苏联的现象严重，官僚，而不仅要排队购物的窘迫的物质生活，还要勃列日涅夫在意识形态“退回到斯大林时期的老”的，以及机关的强制措施的———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和罗伊·亚·麦德维杰夫兄弟的《谁是》(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就反映了当时苏联这方面的情况。也正是因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而出现了“者运动”，同时也在广大中间形成了特殊的“厨房文化”。有这样几则“反苏维埃宣传活动的案件”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情绪和状态：(1)“1971年3月10日。И．А．霍赫洛夫
(生于1947年，俄罗斯人，中等文化程度，共青团员，钳工，居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北顿涅茨克市)，А．К．切霍夫斯基(生于1947年，俄罗斯人，11年级文化程度，家具制造厂钳工)
(生于1946年，俄罗斯人，中等文化程度，地区编辑部的部门负责人，居住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市)———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给‘’记者寄信，1970年4月，又通过邮局给美国大寄了手稿《苏联———它是怎样的》：‘是的，在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上层集团的政策，我们国家早在30年代就脱离了列宁主义的道，走入了。’”(3)“1971年5月31日(案件被终止日期)。Г．И．斯拉文斯基斯(生于1948年，人，不完全中学学历，餐厅音乐师，居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考纳斯市)———1970年8－9月，组织了嬉皮士，‘社会和行政机关旨在反对嬉皮士的行为的措施’，认为这是了个利，他们举行，争取使摆脱苏联。”美国学者卡斯·R·桑斯坦认为，处于困境中的人容易和接受。他指出：“当危机出现，或的事情已经发生，就不可避免了。……的事件会制造，而的人们很容易接受，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有理，并把那些的事件归咎于而为。一些一方面了‘重要的情感冲动’，另一方面为那些接受的人提供了关于为何会产生这种情感冲动的解释，‘在情感冲动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解释’。”这一关于的产生和机制，用在笑话的产生和方面同样适用。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人的本能和条件，在有了压力的时候，总是要选择适当的时机以一定的形式把心中的不满和压力出来的，不然的话，就会滋生出一些心理上的疾病。因此，上的强制充其量只能人的身体，但是不能人的灵魂和思考，自然也为笑话的产生和提供了社会条件和动力。尽管在的强制之下，人们不能想不能说(甚至有时候连听都不能，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就有不少听了“”言论或笑话而的人)，但是，恰恰是强制锻炼了苏联的别样的智慧，并为苏联编织笑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此，苏联学者格·阿尔巴托夫曾指出：“书报检查的压力和对的也有一点好处，它们你学会善于用词，巧妙地写作，通过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语等方法在字里行间表达重要的思想。”可以说，笑话正是在这样的强制之下的产物，既然它不能通过这种“微弱的”形式达到影响体系运行的目的，那么，它只能是无奈、甚至无助条件下的智慧表达和情绪宣泄，是“受伤”身体的心灵的抚慰，是生活的的救赎，是逃避社会现实之下的人生价值的虚幻的实现。同时，笑话是之间进行沟通的一种形式，是获取社会力量、社会慰藉和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似乎，笑话成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手中为数不多的、聊以和化解忧伤的武器之一。
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苏联的笑话并不仅仅是对国家的调侃和的揶揄，它更是苏联特有的文化。它不仅反映了对苏联的态度、认知和评价，自然也反映了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了苏联和的关系，反映了苏联的性状况。例如，有学者即从苏联的笑话中，看到了严重的“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有学者从勃列日涅夫爱好章的笑话中，得出了如下的认识：“需要的不是勋章，而是的口碑，这是永远不会被遗忘被抹去的东西，其他都是过眼烟云！”
从巩固执政地位和赢得执政基础的角度着眼，执政党应该把笑话看作是态度的晴雨表，看作是标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笑话中都会有明显而真切的表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对于笑话的非，使得其失去了获取民情、汲取的来源，进而使得其在民情、面前变得迟钝、和，以至于使得苏联社会稳定的表面之下却潜伏着暗流，以至于最后这潜伏的暗流变成了汹涌的明流，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撕裂了那表面的、脆弱的稳定。苏轼在《晁错论》中有句名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这用在苏联那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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